這兩天，一位“漢罵”的武漢阿姨火了。
在流傳的視頻中，她沒怎么動粗口，而是用了“沆瀣一氣、一丘之貉、拾人牙慧”等一堆成語來吐槽社區工作不到位、超市推不合理的團購套餐等問題。
很巧，昨天（23日）下午，在武漢的島叔就去了被罵的一家中百超市探訪。果然，島叔看到有個套餐袋內，放了兩桶方便面，一盒速凍湯圓，還搭了兩包鹽。這是干嘛，泡面和湯圓為啥要用這么多鹽？
全城社區封閉之下，武漢居民的生活物資保障究竟怎么樣了？
網傳武漢阿姨“漢罵”一
2月16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強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通告》，要求城鄉所有村組、社區、居民點實行24小時最嚴格的封閉式管理。
從這天開始，武漢市和其他各個城市居民的生活物資保障問題就成了疫情防控的重要工作內容。目前情況看來，物資保障并不容易。
市民買菜這個問題，看似事不太大，卻是一個系統工程。俗話說，“民以食為天”，居民生活保障說到底是政府的職責。
這其中，“菜籃子”市長負責制是實行已久的保障機制。此前各地通過實施“菜籃子” 工程，建立了物資供應、儲備、配送等全鏈條閉環體系。
問題在于，平常越是有效的體系，在疫情防控期間就越可能面臨巨大挑戰，因為將其轉換成“戰時”狀態的成本也是巨大。
比如說盡管各個城市都說生活物資儲備充足，但從物資的豐富性、新鮮度來看，要說和平時一樣，怕不現實。
從生產和供應環節看，各大城市為了保障城市供應，都在市郊或別的地方建立蔬菜生產基地，平時給農業生產企業一定的補貼，以備不時之需。
然而，這種物資儲備的數量怕是有限的。至少，武漢市或湖北省的任何一個城市，不太可能有足夠多的物資儲備來應對如此之大的疫情防控需要。
這些年來，因為物流發達，全國的生活物資供應市場其實一體化了。在武漢也是，絕大多數生活物資都來自全國各地。尤其是大型超市，生鮮蔬菜幾乎都是來自武漢之外的省份。
然而，這次疫情防控有一個非常突出特征就是，各地都在通過交通管制來實現“外防輸出（入）、內防擴散”的防控目標。雖說物流系統總體暢通，但效率確實大打折扣。
出城、進城都要檢測，這就增加了大量的時間成本。更麻煩的是，很多地方為了防控，所有去過湖北疫區的司機，回到原地都得隔離14天，導致那些小物流公司根本就沒辦法運行，因為幾乎沒有司機愿意跑湖北。
更大的麻煩是，每個城市的物資供應其實都有“最后一公里”問題。這個問題，在城市的日常運轉中，根本就沒有納入到政府視野。因為，這純粹屬于市場調節的問題。
哪個地方有了新小區，自然就有規模不等的大中小型超市入駐。哪怕是剛開盤的小區，有眼光的個體戶也會開一些微型的生鮮超市來滿足居民的需要。
而客觀上，超市的布點，比方說，1公里、3公里等生活圈的概念，肯定是綜合了人口、交通、區位等因素而考慮的。而封閉式管理措施，相當于打破了日常的生活圈概念，超市的服務能力必定會受到嚴重影響。
一句話，菜籃子問題，在平時是政府職能，在“戰時”更是政府天職。平時，政府做好宏觀調控就行了，具體由市場調節。戰時，市場失靈，政府就得發揮作用。
武漢某社區配送套餐二
平心而論，武漢等城市在保障物資供應方面是花了很大精力的，現在也基本上達到了目標。但在破解物資配送“最后一公里”問題上，卻始終難有根本改善。
一是效率問題。生鮮蔬菜保鮮期一般是一個星期左右；去掉路上的兩三天時間，留給接收方的只有三四天時間。如果要保質保量，當然不能停留，最好是菜一到，立馬就分出去。這其實要求有非常高的配送效率。
二是公平問題。一方面，捐贈物資如果沒給一線，捐助方往往有意見，搞不好就是輿論事件；另一方面，即便捐助方同意給普通群眾，但到底給誰，也面臨問題。如果不是給一線，給哪個小區似乎都不合適。
“最后一公里”問題，政府做不好，不好做，原因何在？
最核心的原因在于，物資供應的單一性和市民需求的多元性之間，存在巨大矛盾。
大型商超的服務一直是以零售作為主要經營模式的，群眾逛超市，自己選擇自己喜歡的商品，由此實現了供需匹配。但是，自從小區封閉式管理，超市停止了零售服務后，這種匹配方式就不存在了，改而進行團購。
武漢某社區配送套餐問題就來了：一方面，市民需求如何統一？簡單說來，小區居民間必須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且還要有組織合作能力，否則就沒法“團”起來；另一方面，超市的服務能力有限，表現出來就是只有交通比較便利的、團購量達到一定規模的，才能配送。
現如今，最大的麻煩其實不是別的，是群眾本來就是分散的。在一些商品樓小區，因為有業主委員會，也有物業公司，居民之間的自助能力是比較強的，團購數量自然就比較大，大型商超也愿意配送。在這些小區，社區主要就是起協調作用。
但現實是，根據調查，武漢市還有1/3的老舊小區沒有業委會，也沒有物業，都是政府托底。這些小區的居住人口也是老年人居多，其中不少還是獨居老人和低收入群體，根本就沒有自助能力。
在實行封閉式管理以后，這些小區居民的生活物資，大型商超不可能配送。自然，他們的物資保障只能依靠社區居委會來解決。島叔采訪過幾個街道社區干部，他們都反映，當前最艱難的工作就是保障居民生活。
每天，社區干部先統計各家的需求，然后排隊去大型商超買回來，然后再一家一家分發。這種工作看似不起眼，但工作量巨大。從物資配送的角度看，社區干部其實不怕數量大，但就怕訴求太多。
比如，老舊小區的居民有不少低收入群體，都希望買到比較便宜的生活物資，但從超市買，根本就沒有便宜貨。有些居民，如果有買煙的需求，那也得幫忙買回來。有些老年居民，既不用手機，也沒有銀行卡，連現金都沒有，社區也只能先墊著。
所以，社區工作者忙得團團轉，差不多就是市民的“保姆”了，這是疫情中社區的真實寫照。
武漢市某社區工作人員為居民配送物資三
但站在市民的立場，感受其實是分裂的。
對于一些居民而言，因為住在高檔小區，有品牌物業服務，可以對接大型商超。“買菜難”對他們其實一直不是問題。甚至，價格也不見得貴，大體上跟往年春節期間的價格持平。
但對于老舊小區的居民而言，“買菜難”是真問題。沒有物業，或者說物業沒能力服務，只能依靠有限的幾個社區工作者，服務自然不可能好。
只不過，有一個感受也許是共同的，就是都對社區不滿。高檔小區的業主們，可以站在高處教訓社區工作者，什么事都是業主自己干，你們到底在忙什么呢？老舊小區的居民，則也會抱怨，為人民服務，怎么不盡心盡力，總是不合自己的意？
說到底，要解決這個問題，單單靠政府和市場，恐怕都不行，還得靠社會。
這次疫情防控，暴露出的一大問題是應急社會建設存在極大的短板。幾乎所有城市的疫情防控工作，都存在“政府在做，群眾在看”的景象。是這屆群眾不行嗎？肯定不是。
關鍵在于，疫情防控組織和動員群眾的環節做的還不夠。我們的社區工作，長期忙于事務，平常和一個個具體的人沒多少聯系，關鍵時刻難以發揮作用。
目前，社區干部的一大部分工作還是在忙于各種表格、應付上級檢查、解決媒體反映的問題，就沒有多少時間來好好組織和動員群眾。
各級防疫指揮部也沒有統一的志愿者招募和指揮平臺，有些群眾想發揮作用，往往也不得其門而入。
這就難怪，大家都有時間在網上罵戰，評論政府和社區這也不對、那也不對，卻沒有機會去積極參與。甚至，物業、業委會和社區在同一個群里面，還相互罵。
大戰當前，本應和衷共濟，如果只顧指著鼻子互相掐，那真是太遺憾了。
文/呂德文（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