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于溯
在二十四史中，《陳書》的體量最小。有一個笑話說，研究生面試，考官問某生讀過何種經書，對曰《孝經》；問讀過哪些史書，對曰《陳書》；問諸子，曰《老子》；問文集，曰《李長吉歌詩》。雖然是笑話，里面倒也能體現出一個問題：四部書求其小者，史書還是相對較大的那個。《陳書》三十六卷，在紀傳史里誠屬迷你，但要盤點一下《隋書·經籍志》著錄的四千八百馀種書，超過三十六卷的也不過兩百零八種，其中還包括大類書那種不太講武德的著作，則《陳書》和它之前的這些著作相比，其實是規模可觀的了。
可觀不應該是抽象的，只是我們現在很難得到一個中古卷軸體積的數據，讓這種可觀呈現出來：古人既沒有留下這方面的記載，就現存實物測量也未必準確，因為卷子的卷放狀態已經變化。不過，有一個曲折方案是通過水印進行估算：如果一個比較完整的卷軸在原存放狀態下由外而內浸了水，我們就能根據水印數知道這個卷軸原本卷了多少卷，這樣再結合其長寬，可以計算出卷軸直徑的大致范圍，從而估算體積。這里拿一個有一百二十一枚水印的唐抄《漢書·揚雄傳上》殘卷為例（如果算上殘損部分全卷水印應該是一百二十二個），經計算它曾經卷起后的直徑在3.654厘米到7.248厘米之間。有了這個區間，還要考慮持握的可能性，我國成年男子的手握圍均值在10.7厘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成年人手部號型(GB/T 16252-1996)》），閱讀時一手持卷，一手抽卷，要保證卷子不滑脫，以握住不少于卷軸周長的三分之二為宜（盡管理論上說一個卷子可以制作成無限長，而且也確實有相當長的卷子實物，但在流行手持卷軸式閱讀的時代，將真正用于閱讀的卷軸制作在持握比較舒適的長度范圍是更普遍的，所以紀傳史也經常通過析卷保證每卷的長度合宜）。若一位手握圍均值的成年男子可以握住書軸的三分之二，此軸直徑是5厘米，這個數值也正好在（3.654，7.248）的區間內，我們就以這個數值為標準，制作卷子三十六卷，那么成品體積差不多相當于中華書局新點校本《陳書》的十三套半。也就是說，在中古時期，抄寫一套《陳書》，就有可能抄出這么一個巨無霸來，足徵無論內容還是體積，《陳書》在當年看，真的不小。
未竟的事業
史書的大卷帙特性，深刻影響了中古時期的史籍編纂和史學發展。在目錄學上，史部的出現就和西晉太康前幾種大部頭后漢史問世所導致的史書卷帙總量激增直接相關。獲得一級目錄的地位，這是“大”的利好，但是很多時候，“大”也是牽絆。
梁末侯景之亂的時候，吳興郡武康縣（今屬浙江德清）人姚察在老家避難，后來去了鄰縣做縣令。陳霸先控制建康局勢后，姚察受人推薦，回到都城，成為一名初級史官，參與到重新啟動的梁史修撰工作中。沒過多久，梁陳禪代，梁史尚未成功，陳史修撰又提上日程。二史的執掌者迭經更替，到陳朝末年，姚察成為梁史和國史的總負責人。后主禎明三年（589），隋軍攻破建康，姚察經歷了第二次改朝換代。這次他帶著史稿來到長安，在后來的歲月里，作為隋的官員，受詔繼續完成梁陳史。這期間隋文帝急于讀到姚察的成果，派人到姚家取閱，姚察且寫且進，但全書始終沒有殺青，這份未竟的事業，他臨終托付給了兒子姚思廉。煬帝大業初，姚思廉奉詔修梁陳史，又經過隋唐易代，武德五年奉詔參修梁史，貞觀三年奉詔修梁陳史，這樣一直到貞觀十年（636），姚氏父子名下的《梁書》和《陳書》才大功告成，此時離陳朝滅亡已過了半個世紀。
《陳書》和《梁書》的修撰過程曲折，由南到北，由父到子，由梁到唐，幸虧二姚長壽，一個活了七十四歲，一個活了八十一歲，否則這個耗時比梁陳二朝都長的工程，都未必能在他們手里完結（二史修成時姚思廉八十歲）。拖延當然極大程度上是戰亂造成的，無論史官的工作條件，還是所依據的檔案文獻，都受到了動蕩環境的破壞；但戰亂之外肯定還有別的原因，因為在漢唐之間的史學家里，姚察不是唯一一個結不了項的：
看來在中古時期編修史籍，尤其是紀傳史，確實有相當高的失敗率。復盤失敗案例，可以看到，史書在當時難做，首先其實難在大。大，不僅本身就意味著撰寫難度，還關乎紙張、筆墨、繕寫、裝潢、貯藏和運輸的成本壓力。東晉史官王隱本來負責修國史，后來不幸丟了工作，他雖然還想把《晉書》做下去，可“貧無資用，書遂不就”。直到找到資助人權臣庾亮，“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有了紙筆，還要有抄工，《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壽因為“家素貧罄，又不辦雇人書寫”，只好“連綴改定，止資一手”，親力親為，嚴重影響了工作進度。有了紙筆和抄工，最好還要有個辦公場地，以供寫作和存放體積龐大的資料及草稿。所以北魏李彪修史，向朝廷提出的物資申請就包括：一、“官給事力，以充所須”。二、“求都下乞一靜處”。李彪說，這樣他可以保證工作進度“近則期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李彪沒好意思要工錢，那其實是剛需中的剛需，好在上面意識到修史首先得讓史學家有飯吃，所以對李彪“頗相賑餉”。而魏收修《魏書》時，獲得一個掛職吃空餉的職位，因此能安心做事。總之，如果橫向或者縱向的物資人力支持不到位，想修一部大書，幾乎無從談起。
這些支持到位，解決的也還只是硬件，動筆之前，尚面臨資料問題。修史異于純創作，無法純靠靈感、玄思、酒精和捻斷胡須生成，它必須要依托原始材料，所以能搜集到多少文獻是事業成敗的關鍵。史撰者的身份不同，所修史涉及的時間段不同，獲取文獻的難度也各有不同。北魏崔鴻作《十六國春秋》，“蒐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其中有一種書境內尋訪不得，無從下筆，居然為此耽擱了七年，最后只能寄希望于官方出面到境外采買。文獻在境外或者散在民間，都會增加搜集的難度，從而耽誤修撰的推進，但即便它們好好地保存在自家秘閣，也未必唾手即得。梁吳均撰齊史，求閱蕭齊起居注和群臣行狀，武帝以“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搜訪也”的借口拒絕了。布在流俗的信息，就算有也不易搜羅，就算能搜羅到，風格和準確度也不可和正規檔案同日而語。不要說中古時期，直到訊息已經足夠發達的晚清，供職史館的惲毓鼎看到多據邸抄而成的《光緒東華錄》，還有“私家不可作史”之嘆，“其書疏略特甚，政事皆不具首尾，舍史館而編《東華錄》，猶棄山而聚銅也，無怪乎不成片段矣”。那么對早期史家而言，自己去撒網搜訪，還要找到足夠的有效信息，難度可想而知。
史書卷帙既多，所依托的原始文獻體量更會數倍于成書，所以作者得到文獻后，還要花時間精力去閱讀消化、排比考訂。袁弘作《后漢紀》，陷入資料的海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李延壽為撰南北史，翻閱資料千馀卷，整整花掉十六年。要之，物資有靠，生計不愁，無事打擾，工作勤奮，生逢太平，健康長壽，這對史學家的事業成功都很重要。當然，最好還有一個能繼承父志的兒子，實在不行，還可以讓他去完成未竟的事業。
父子相承
像姚察、姚思廉這樣父子修史的情況，在中古時期也相當常見。前表中華嶠未成的《漢后書》、王銓未成的晉史，劉璠未及刊定的《梁典》，許亨只完成了一部分的《梁史》，李德林未成的北齊史，李大師引為沒齒之恨的南北史，都分別由他們的兒子華徹、華暢、王隱、劉休徵、許善心、李百藥和李延壽完成。工作多，一代人做不完，可也留下了生產資料如草稿、筆記、資料、書籍，還留下了遺憾，那么他的繼承人似乎當然而然地要繼承下這一切。但問題是，為什么史學家們更愿意把“麻煩”交給兒子，而不是其他人？
如所周知，第一個把這種麻煩交給兒子的人是司馬談。《太史公自序》說，司馬談臨終“執遷手而泣”，囑咐司馬遷修史以繼世業、繼圣業。姚察“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誡約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泣涕奉行”。劉璠臨終對劉休徵說：“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史傳中的這些敘述，正是在模仿《太史公自序》中司馬父子交接任務的場景。雖然《史記》并非事實上的父子合撰，但“太史公書”的太史公的確可以理解為單數更可以理解為復數，太史公們為父子修史提供了精神源頭，而這個精神的核心力量在于，《史記》是“世序天地”的司馬氏的“一家之言”。巧的是，雖然班固不像司馬遷那樣熱衷于建構世業譜系，《漢書》倒實實在在的是子成父書。于是《史記》和《漢書》這兩部中古紀傳史作者悉心學習和效仿的經典，就讓父子修史成為一種模范，這個模范既可期待畢功，又能保證史家對“一家之言”的終極追求。所以劉休徵刊定《梁典》，史稱“勒成一家”；許善心述成《梁史》，史稱“修續家書”；陸瓊續成其父陸云公的《嘉瑞記》，史稱“勒成一家之言”。姚察、姚思廉父子盡管始終是奉詔修史，在唐人看來，也還是做兒子的“續成父書”。反過來說，如果接棒的是別人——裴松之修宋史，未成亡故，他的助手孫沖之馬上“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之言”。徐爰修宋史，“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沈約修宋史，大獲利于前人成果，主體部分一年即成，卻反過來苛評前史“立傳之方，取舍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這也更讓史家明白，如果自己未能完成編纂，那么只有把接力棒交到子孫手里，才能保證體例被遵循，成果被尊重，“一家”有保證。
但是在這里，觀念和制度間就呈現出一種微妙的關系。姚察臨終前將國家公務私相授受，姚思廉繼承父業又經過了“上表陳父遺言”“內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陳二代史”“有詔許其續成梁、陳史”的官方認證手續。尋求認證未必是必須的，但肯定是嚴謹的，因為隋有“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之令，梁陳史不算國史，但難免不稍牽涉，尤其是陳史。隋初王劭私撰北齊史被人舉報，已是前鑒。這樣，姚氏的一家之言在不斷地官方確認中推進，后者保證了前者的安全，甚至保證了它在其他同題作品中勝出而成為最權威的一種，但肯定也改造了它的原初面貌，比如《陳書》甚至連個像樣的敘傳都沒有，那本是史出一家的核心標志。司馬氏是《史記》里的上帝，但姚氏只是《陳書》里的眾生——姚察被很奇怪地與江總合傳，當他把接力棒交到兒子手里時，不知是否預料到這個結果。
PPP模式？
以著作局為機構依托的官修史制度，是西晉以后確立起來的。但無論在此前還是此后，能夠完全脫離“官”的純粹私人的王朝史編撰，數量其實都很有限。《史記》并非官方發起，談不上官修，但作者利用了太史可以接觸到材料檔案的職務便利，這種便利成就了《史記》。類似地，后來所謂私修史，其作者很多有在著作局或秘閣工作的經歷，這些工作有權限取閱皇家藏書和存檔，于原始資料積累大有助益。比如華嶠作《漢后書》，就是憑借秘書監的身份“遍觀秘閣，遂就其緒”。《三國志》是中古最著名的私修史，其作者陳壽也做過著作郎。《續漢書》的作者司馬彪做過秘書丞，“因得博覽群書，乃注《莊子》，作《九州春秋》，敘述三國史事”。《南史》《北史》更不用說，李延壽“從貞觀以來，屢叨史局”，自己就參加了官修《隋書》《五代史志》和《晉書》的編纂，經眼材料之多遠非外人可及。
《漢書》始于私續父書，因緣際會，奉詔而成，如同一個國家后期資助項目。王隱《晉書》也是這種情況，他作著作郎的時候，手中已有其父王銓的晉史遺稿。類似的又如王韶之，先是私撰《晉安帝陽秋》，“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后事”，因成《晉紀》。如果《漢后書》那種私修史模式可稱為假公濟私型，那么王韶之《晉紀》這樣的官修史，實可謂假私濟公型。
上面例子中的“假”，都只是假材料。實則公所能假私者，還包括職位、人員、場所以及其他物質保障，具體到每種史書，則各有不同；即便對同一部史書而言，“公”的參與方式和參與程度在其在編纂過程中也可能發生變化。而私之所能濟公，也不僅僅是“帶資進組”而已。著作局不是要害部門，負責人也并非搶手職位，至于下面做整理材料工作的基層崗，只是士人的起家之選，“上車不落則著作”，年輕人很可能混個資歷就升遷走了。所以單憑著作體制給出的職業前景，很難激發出修史需要的那種生死以之、顛沛如是的職業精神。私對公的最大“濟”，還是有志于良史的人才本身。
所以對于漢唐間的史籍，有時候很難精確地用官修史、私修史去區隔，因為太多的作品都兼具官私要素，或者說這個時代的史學編纂，經常表現為一種公私互濟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組織模式。在PPP模式中，國家發起的修史工程委托給“一家”，“一家”則通過完成國家工程實現自己的“一家之言”。
所謂一家之言，簡單地理解就是把史書當成子書去做，在史撰中彰明史家個人的歷史思想，至少是價值觀，而非整齊故事而已。基于這樣的出發點，一家之言的愿望和官修史制度扭合到一起，其實也不是那么容易，慘烈的崔浩國史案就是沒扭合好的例子。不過，盡管史家常標舉董狐南史為職業楷模，一旦進入PPP模式，董南式的過激沖突其實很難發生，引發矛盾的多是史家沒有意識到的觀念分歧。所以史家一旦被磨煉得敏感，也會去規避風險，沈約奉齊武帝詔撰《宋書》，對該不該為被蕭道成殺害的劉宋忠臣袁粲立傳，拿捏不準，主動上報武帝御批。《宋書》中又多載宋孝武、明帝“諸鄙瀆事”，齊武帝派人給沈約帶話：“孝武事跡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沈約立刻就刪。由此也能看到，在這種修史模式下，如果皇帝有足夠的專業能力，手就可以伸得很長，像宋孝武帝甚至親自下場，為挑戰他的臧質、魯爽、王僧達作傳。前文提到，吳均向梁武帝求觀齊起居注不獲，于是私撰《齊春秋》，武帝以“其書不實”為名下令焚之。如果只做到這一步，那梁武帝只是個平庸的統治者，妙的是他又搭建了一個PPP平臺，讓吳均來寫一部《通史》，武帝自作贊序，期待“此書若成，眾史可廢”。這就見出在人才使用上的手段高明了。
盡管扭合有難度，但PPP的精神是合作，沖突不是主流。在崔浩案后，北魏史官刁柔仍然敢“志存偏黨，《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者并虛美過實”。史官魏收甚至公然宣稱“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很難想象誰敢在清初的明史館里說這樣的話。這就是因為在PPP模式下，只要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不犯錯誤，秉筆者在小節上尚擁有相對自由。謝脁臨終托人給沈約帶話，俾作佳傳：“君方為三代史，亦不得見沒！”王韶之《晉紀》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二王子弟遂與韶之結怨，不復往來。這也都可見在時人眼中，一般傳記的權力還是屬于“一家”。有此權力，《陳書》雖然去個性化到沒有敘傳，也還是保留了姚察的傳記，還有隋文帝對姚察的極高評價：“我平陳，唯得此一人！”要知道在《隋書》中，隋文帝還和唐初預修《隋書》兼監諸史的許敬宗的父親許善心說過“我平陳國，唯獲此人！”周武帝平齊后也對《北齊書》作者李百藥的父親李德林說過“平齊之利，唯在于爾！”這種話術若不是老政治家們的招安套路，那就是子孫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搞出來的“歷史書寫”了。
國家出錢出物，個人出力，既成就官修史事業，又在一定范圍內實現“一家之言”，如此PPP不失為家國兩便之法。但是，一家之言和官修史制度的根本目標畢竟不一致，這也埋下了分裂的伏筆。官修史的目標固定，一是前朝史，無則修之；二是本朝史，隨著王朝時刻的推進，須史官們同步整理檔案、整合成書，如此一代代接續下去，王朝不終結，修史不中斷；三是如遇歷史評價變化，還需回改。但追求一家之言的史家，更偏好沒有人做過的，以及在自己手里可以殺青的課題。崔鴻身為北魏史官，本國史“未有所就”，但“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于是選擇并作成了《十六國春秋》。王隱要修晉史，是因為永嘉之亂后“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于世，便成沒而不朽。仆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強不息也。”但是一旦晉有了書，就有誰的書能“行于世”，哪位作者“沒而不朽”的問題了。所以王隱、干寶、朱鳳、虞預、孫盛前后做史官，不僅沒有體現出接力合作精神，還爆出過互相攻訐剽竊的丑聞，結果是五人各成一史，五史都從司馬懿寫起，不是前后相接，而是重合覆蓋。除了這五位過分積極的，還有特別消極的史官，北魏崔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后人。’”這些態度和作為，對官修史事業的成功都是不利的。
在中古時期修王朝史，最有能力提供物資支持的是官方，最有能力提供修史資料的也是官方，尤其修本朝史、前朝史所須檔案，往往只有官方有本。史籍特別是大卷帙王朝史的這種特性，就宿命地決定了它的修撰要以官方力量為主導。“一家之言”的傳統職業精神，提供的是責任心和情懷，但責任心和情懷未必就能保證按時結項和驗收合格。甚至破一家為多家，更能（理論上說）縮短工期，順便消弭成果中不必要的個性，而這也就是唐代官修史的新走向。當然，在劉知幾的描述中，唐史館的日常工作狀態是“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要想讓這些抽掉了情懷的史官像姚氏父子一樣，用畢生精力成就哪怕只有三十六卷的《陳書》，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施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