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Mia

明星群體儼然已成為戰爭時期的“高發雷區”。

從鄭爽代孕、補稅事件，吳亦凡被刑拘，張哲瀚告別演藝生涯，趙薇作品全平臺下架，再到錢楓被湖南衛視辭退，李維嘉因代言一家名為快樂方程式的奶茶品牌，幕后公司跑路，加盟商維權而被殃及。

相應地，如何強化藝人管理也引發了越來越多的關注。7月，多名藝人、經紀人參加“藝德培訓班”，8月，80余位芒果TV藝人，自發簽署《自覺踐行崇德尚藝 努力做新時代文藝工作者承諾書》。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辦公廳最近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文藝節目及其人員管理的通知》要求“嚴格執行主持人持證上崗”。

有專家建議，對演藝人員也實行持證上崗制度，“凡是沒有注冊登記的，規定各類平臺均不予錄用”。但考慮到專業水平、藝德難以量化等實際情況，這一建議大概率難以落實并起到作用。上世紀90年代，一些演員上臺表演需要演出證，后這一制度被調整修改。

身為離明星最近的人，前經紀人是如何看待與明星的關系？又是怎樣認知這一行業的風險與風控？我們與曾經在業內一線公司擔任經紀人的梅子進行了深度交流。

明星們的“真人楚門秀”：團隊“風控”將日漸細化

“你能不能犧牲聚會時間？我是否能隨時聯系你，包括凌晨四點？周末能不能加班？”在講述經紀人的法國劇集《百分之十》里，經紀人安德烈婭在招收助理時，這樣問道。

正如劇情一樣，梅子曾在影院看電影中途，凌晨，旅游途中等多種情形下處理突發事務。藝人為咖位而爭執，錯過大火／得獎角色而懊惱，談合同，陪同拍攝，處理糾紛……這些，都是經紀人的日常。雙方的關系既是同事——少數人可能成為朋友，同時話語權又并不對等。公司里“有中介型的經紀人，也有管家型的經紀人”。

鄭爽爆雷，便是涉及到沒有簽約經紀公司，由前男友擔任經紀人等，小團體間利益深度捆綁，不專業、高風險的行為。

“經紀人很多時候擔任的是心理咨詢師的角色。”梅子表示，以前的老板也會經常讓他們多看看相關的書。部分藝人學歷有限，長期高強度工作，一舉一動都在鏡頭下，并且會被放大解讀，很多人承受著情緒問題困擾，有抑郁癥者不在少數，但不少人并不會直接求助于心理醫生，甚至也未必向經紀人吐露，這些都有可能成為情緒或行為失控的隱患。涉及到社交媒體經營方面，有的藝人會選擇代發，有的藝人會堅持自己發布微博。

“就像一個人一夜間中了1個億的彩票，全世界的資源和羨慕都向他涌來，身在名利場還要永遠冷靜理智，獨善其身，確實是考驗。”

去年一年號稱“偶像塌房元年”，那么，經紀人們又是如何看待人設？“人設從宣傳運營的傳播學思路上講，本身沒有錯。無論產品，項目，人都需要被人認知喜歡的獨特屬性。想不坍塌就一點——‘不造假’。”

在危機發生之后，團隊則要第一時間處理。“在事件發生之后，我們會首先判斷這件事情的發酵程度和嚴重程度，然后做相應的處理，比如統一口徑，準備一些未必會用得上的預案，比如道歉文案，媒體公關，或者發律師函，最嚴重的可能要去自首。律師函是一個姿態，也是對造謠很有效，搶時間，控制錯誤信息擴散的手段，如果不發的話，外界的聲音會是‘你是不是心虛’？有的人和媒體關系不錯，或者出錢，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輿論擴散，但說實話，熱搜并不好撤。”

她講述了近距離接觸的一樁突發危機。藝人被曝戀愛，然后和經紀人保證分手，經紀人按分手準備公告。之后繼續被狗仔拍到戀愛證據，公司被啪啪打臉，經紀人則感覺自己“被耍了”。

細究明星頻頻爆雷的原因，外部環境來看，“東亞社會本身的道德標準比歐美更加嚴格。”由于國情不同，酒駕這類在好萊塢明星身上未必致命的事件，在國內幾乎會令藝人斷送職業生涯。作為不受控組織，粉絲往往在輿論發酵過程中起到負面作用。

藝人行業本身來看，作為一個和人有關的行當，人性中一些本質的問題難以避免。“作為經紀公司，選人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考慮人品價值觀的部分，否則后面就會成為一個定時炸彈。不排除現在一些公司一味逐利，篩查不嚴。”

“想談戀愛是人的天性，可能過去公司有規定，現在很難有公司說禁止戀愛，或者說必須經過公司同意。道德品質，違法亂紀這些，合同里會約束，但跟承諾書一樣，很難去執行。”她的團隊在發現狗仔拍了藝人私下生活的視頻時，會一幀幀放大看，因為特別怕被人看圖說話——抽煙，醉酒，舉止不當，一切都有可能成為危及幾百人利益的導火索。

梅子坦承：“卷加盟商的錢跑路，這類代言翻車事件其實挺高發的，對藝人傷害也很大，我們也遇到過資質有問題的公司。”在接商業代言之前，團隊會上天眼查搜集信息，從各個渠道了解經營狀況，降低風險，但某些時候部分企業看似合法，但其關聯企業或整個行業存在明面上看不到的經營風險：“比如說小貸平臺或共享單車剛起來的時候，它可能是一個風口，再過半年，它成了一個雷，但當時確實沒能預見。”

當短期利益損害藝人美譽度等長期形象資產的案例屢見不鮮，或許，明星經紀行業是時候引入金融行業的一系列風控流程了——包括初步資料篩選、對相關公司的調查了解，實地走訪摸底、面談判斷等等。

在這場“真人楚門秀”里，明星成為最大的變數，有志成為藝人者，需要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嚴格從道德層面自控。很多時候，團隊為“明星風控”能做的，只能是把前期調查篩選、心理疏導等工作做得細一點，再細一點。“只要這個行業仍然是真人主導，就永遠存在風險。”梅子認為，未來可能的趨勢是“有些公司會把合約越寫越細”。

“流量不香”的后互聯網時代，藝人行業迎來何種未來？

一個全新的趨勢是，在互聯網上成長起來的Z世代正在急速改寫著輿論法則。他們諳熟大眾心理和社交媒體玩法，往往在關鍵時給予失德藝人一擊致命。

例如在吳亦凡事件中，表現出超乎年齡的成熟的都美竹。又或是在霍尊事件中，掄起雷神之錘的前女友陳露。資本逐利，資本的反應速度也永遠是敏捷的。由于互聯網輿論擴散速度加劇，品牌反應往往第一時間佐證著藝人是否“涼了”。例如張哲瀚事件中，短短4小時即有27個品牌解約。經紀團隊更需要認知到這種變化。

“張哲瀚的團隊可能是比較新或不夠專業，公司是有義務去篩查他所有的網絡痕跡并趕緊刪除的。”梅子表示，從某一年開始，公司意識到互聯網“挖墳”的嚴重性，在內部展開了一次自查自糾行動，刪除了百度貼吧發言等所有隱患。

接連不斷的爆雷事件后，多輪座談會、文件表明監管層整治不良文化的決心，“流量藝人”“偶像選秀養成”“小鮮肉”正在迎來至暗時刻。今年央視、江蘇衛視、河南衛視三大衛視的中秋晚會官宣陣容，往年唱主角的流量藝人幾乎集體失蹤。愛奇藝宣布“將取消未來幾年的偶像選秀節目和任何場外投票環節”。

“流量不香”了，一方面為實力派演員帶來了機遇，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未來主要強化方向指向了明星風控、落實限薪。有平臺從中看到了機遇，例如基于泛娛樂大數據資產積累，艾漫數據宣布推出“藝人風險盡調”服務升級舉措，為品牌選擇商業代言人提供參考。

將目光投向其他國家和地區，能夠看到的是在整個世界范圍內，國內明星的高片酬、爆雷頻率也是罕見的。根據《Flash》雜志總結，一線明星如石原里美出演《unnatural》的片酬是200萬日元（12萬元），非一線明星片酬在20萬日元至90萬日元之間（1.2萬-5.6萬元），根據番位、檔期、經費等波動。日本由五大電視臺壟斷電視劇制作，明星曝光率取決于和電視臺的關系，收入主要來源于廣告，事務所不會抬高片酬，另有數據表明劇集一集制作費用在2000萬-5000萬日元不等，即頭部明星片酬僅占不到10%。

《披荊斬棘的哥哥》熱播，以陳小春為首的“大灣區五人組”引發一波回憶殺。在《請吃飯的姐姐》里，蔡少芬回憶“TVB一集片酬500元，拍一部劇兩萬”，朱茵回憶“一個月工資八千”，相關話題登上熱搜，結合時下限薪令背景，內地明星“一爽=1.6億”的驚人高片酬，TVB藝人的“敬業”和“低薪”也再度制造熱議。有制片人認為，未來明星行業普遍“降薪”“提高專業技能”“注重藝德”或成必然趨勢。

“更加謹小慎微，注重道德品質和文化素質，不能只看錢，不然注定走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