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的一聲，小古當著醫生的面哭了起來，一旁的陪診員趕忙安撫。

在到醫院前，小古和陪診員只是素未謀面的網友。

不少像小古一樣的患者，去醫院就診時需要有人陪同，他們或是害怕獨自看病，或是異地就醫人生地不熟，或是年老失能……又由于各種原因，他們身邊沒有親友可以陪同。于是，陪診員這一職業應運而生。陪診員幫忙領路、掛號、排隊、收費……可以省去患者很多時間與精力。

看上去需要陪診的人很多，應該是個大市場。但陪診這個行當有難處：很多陪診員找不到目標客戶，有需求的患者卻不知道上哪兒去找陪診員。有人找到了所謂的陪診員，卻發現他們是“黃牛”。需求和供給難以對接，不少人想到了建一個陪診平臺。2015年前后，陪診平臺曾如雨后春筍般生長，可很快就成為資本的棄兒。他們發現，提供正規陪診服務的平臺也很難。

陪同血透患者、抑郁癥患者看病

及時撫慰

9月3日11時許，陪診員徐乃珍穿上制服背心，跨上助動車，來到蘇州市民許惠明的家。徐乃珍是許惠明在網上預約的陪診員。2018年，蘇州市“相伴醫路”平臺就已上線。有需要的家庭，通過平臺微信公眾號或者12345便民服務熱線等官方渠道進行預約，由陪診人員按照預約指定時間和地點上門，進行就診全程陪伴服務。每次陪診付費120元。

徐乃珍進了屋，一眼就看到墻上的掛鐘停在了4時45分，“許老師，你家的鐘停了。”徐乃珍提醒了一句。許惠明掏出手帕捂著流淚的眼睛，說：“唉，看不見，什么時候停的也不知道。”因為病情并發青光眼等，許惠明的眼睛怕光還會不斷流淚，視力也直線下降，右眼幾乎完全失明，左眼視力0.04，能夠感知微弱的光，出個門都舉步維艱。

今年56歲的許惠明身有殘疾，每周需前往當地醫院做3次檢查和血透，一個人前往醫院是件難事，而家人也因為各自工作脫不開身無法陪同。

徐乃珍逐一檢查了就診所需要的證照物品：血透記錄卡、殘疾人證、墨鏡，還有一只大號的手電筒。即使是大白天，許惠明也需靠手電的光來找到下一個落腳點。徐乃珍這樣的陪診員是許惠明眼中的另一道光。

大概從去年開始，徐乃珍成了許惠明固定的陪診員。無論刮風下雨，徐乃珍都會準時出現在許惠明家門口。有一次，徐乃珍叩響許惠明家門，但未得到他的回應，這可把她急壞了。她趕緊騎上電動車趕往醫院，發現許惠明并未到醫院。需要接受血透治療的病人耽擱一次就可能會有危險，她和護士溝通聯系上了許惠明家人，后來才發現，許惠明與家人溝通不暢內心抗拒治療，躲在家生悶氣。經過勸說，許惠明才重新開始治療。

街上，許惠明左手緊緊搭著徐乃珍的肩膀。一路上，徐乃珍訴說著眼前看到的東西，來指引許惠明。“白茫茫的一片是什么？”許惠明停住腳步問。

“是個廣場。”徐乃珍答。正值陰天，天光映在廣場上，在許惠明眼里是白茫茫的一片。徐乃珍順勢踢開許惠明腳前的小石子，滾動的小石子窸窣作響。許惠明循著聲音扭頭，繼而邁開步子。碰到有臺階的地方，徐乃珍也會再次放緩腳步，提醒許惠明。

許惠明和徐乃珍走進地鐵站。鄭子愚攝

到了醫院后，徐乃珍替許惠明完成一系列的手續，從預約治療、測量體重血壓，再到把許惠明扶到病床上接受血透。這一套流程，她諳熟于心。血透治療用了4個小時。徐乃珍守在病房外寸步不離。

身患抑郁癥的小古代表著另一類需要陪診員的群體。23歲嘉興姑娘小古此前因抑郁癥到上海就醫。小古在陌生人多的地方會焦慮，在焦慮情緒控制下甚至會自傷。她期待有人陪診。而小古家人身在外地，對醫院電子化的就診系統也不熟悉，能夠找到一個同齡陪診員無疑是個更加周全的選擇。

小古在微博上發了帖子，很快就有網友來應征。他們約定，雙方不會有金錢來往，也不會過多地互相打聽私事，在陪診結束后，小古則請吃火鍋來回報。

就診時，小古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她難以克制地情緒崩潰，在診室里號啕大哭。這不是第一次發生，小古尋求陪診的最大原因也是在此。在她看來，醫生需要接診的病人很多，不應該為病人個人情緒負責，特別是在情緒崩潰的時候直接會對排隊就診的后來病人造成影響。這時候，小古招募的陪診員站到了身邊，撫慰著她，給醫生和小古減輕了負擔。

“散裝”的陪診員

小古在國外留學時曾接觸過當地的陪診。在購買醫療保險后，針對某類病癥或需要幫助的人群，掛號、看病、取藥都會有社工陪同。這檔服務與醫保掛鉤，不用額外支付費用。回國后的小古也明白，諸多現實問題導致他山之石不可能適配國內的就診環境，她也無奈只能通過網絡招募陪診員，自己也做過陪診員。

此前，小古的一個朋友去醫院就診，病情和小古相似，便找到小古詢問能否陪診。就診時，小古的作用體現了出來，她自己就對這類病情十分了解，能夠把朋友的病史理順，再轉述給醫生。這讓醫患之間的溝通暢通很多。

眼下，有陪診需求的人不知道去哪兒找陪診員，陪診員們也找不到目標客戶。陪診員們像是“散裝”的。各地鮮有規模化的陪診員預約平臺。除了零星幾座城市以外，患者一般只能借助某二手交易平臺預約陪診員。不少陪診員服務掛靠在高端理財產品之下，作為其增值服務，與其說是陪診員，不如說是管家。

身在上海的宋金剛是一位自由職業者，日常接受醫院取藥等跑腿類單子。2019年，他收到一位女客戶發來的信息，家中有個6歲的孩子要看病，由于日常工作脫不開身，而家里老人不熟悉醫院的環境，只能拜托宋金剛跑一趟。宋金剛答應了下來。

這位母親先完成線上預約掛號，并要求宋金剛先到家中取幼童的就診卡等證件，下午1時先去醫院開單、付費、排隊等。等檢查時，再通知母親卡點帶孩子前來就診。等到所有流程走完，已是晚上6時。

整整陪診一下午，宋金剛只收到80元，這遠遠低于他的預期。但他覺得是個商機。不久后，他在某二手交易平臺發布了自己提供陪診服務的消息。他看到平臺上各色人等提供價格相差懸殊，低的198元/次，高的達2000元/次。他把價格定在半天400元，全天700元，超出時間按小時另計。此外，他特意注明，不接急單。他解釋，這個要求給了自己挑選客人的機會。

在網絡平臺上，宋金剛發現，自己是這個行業里的少數，他的陪診服務前提是由病人自己掛號。一些開價明顯虛高的陪診員則會提供掛號服務，有些更直白地聲稱自己在醫療機構工作，可以加塞和代掛號。這些人對高價陪診費的理由都諱莫如深，對于這些“黃牛”，陪診只是附贈品。

掛號是宋金剛接單的雷區。曾經一次，有人一開腔就問：“有沒有某某專家的號？”宋金剛當即回絕了。原因有兩個，一是自己不干“黃牛”這檔子事兒，另一個是陪診供需雙方該是平等地位，需要陪診的一方如果是個態度不好的人，后續服務會滋生諸多麻煩。

提及態度的認識，來源于一次陪診服務。一個女青年找到了宋金剛。宋金剛了解到，這個女孩罹患腫瘤，家人暫時不方便陪診。到了醫院檢查，女子對普通門診醫生開出的檢查項目頗有微詞，轉而讓宋金剛去掛專家號重診。

按照宋金剛的經驗，醫生開出檢查單自有道理，就診初期無須專家門診的掛號費支出。女孩堅決不同意，宋金剛拗不過只得硬著頭皮掛了專家號。

可就診時，專家對著宋金剛大吼：“這個科室的醫生都是我帶出來，你質疑我的學生就是質疑我，另請高明吧。”宋金剛聽得出來，專家也是照顧到女孩的情緒，多有指桑罵槐的意味。宋金剛也是自我定位為醫生和患者之間橋梁，卻承受著醫患之間“拉扯”的無奈。

事后，女孩似乎并未意識到自己的無禮，朝著宋金剛大發脾氣。不歡而散后，女孩與宋金剛斷絕聯系，很長一段時間，宋金剛也沒見女孩上過線。

宋金剛還有些單子是不接的，比方說老年人。有一次，他在醫院幫人跑腿，眼見一位老人就診時出現了不適，家屬和院方有了矛盾。雖然，宋金剛也知道，陪診惠及老年人，但他很擔心，因為沒有相關法律條例的保護雙方，一旦出現糾紛不知道該怎么處理。

陪診平臺有望重新規范化嗎？

最近，又有數個提供陪診平臺出現在市面上，似乎預示了一個新的風口。事實上，陪診員算不上新職業。2015年前后，陪診軟件風靡一時，市場上涌現了一批提供陪診服務的平臺，其中不乏獲得千萬元融資的。當時一家名為“安心陪診”的平臺，在僅成立一年后就獲得A輪融資3000萬元。陪診員職業受熱捧，吸引不少醫療機構人士辭職下海。而如今這些平臺已悉數關停或轉型。

業內人士認為這與2016年中的一份通知有關。2016年5月3日，當時的國家衛計委聯合中央網信辦、公安部等八部委發布了《關于印發集中整治“號販子”和“網絡醫托”專項行動方案的通知》。通知嚴禁醫務人員通過商業公司預約掛號、加號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這暗示了一個結論：專營陪診是一條艱難的路。

2019年，60歲的徐乃珍在人才市場看到了“相伴醫路”項目招聘陪診員。這是她第一次聽說陪診員這個職業，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她報了名。經過崗前培訓，徐乃珍正式上崗。一次陪診服務結束后，徐乃珍能有80元的收入。

聽說她要做陪診員，家人不解還有點介意：一把年紀的徐乃珍總是要往醫院跑，簡直受罪。“做事也是怕得老年癡呆，很多地方七老八十的人還在做事的。”徐乃珍不依。第一次陪診，徐乃珍問得很清楚，對方是否有傳染病等。這家企業的負責人告訴她，“沒有傳染病，所有接受服務的對象都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這才讓徐乃珍和家人放下心來。

“相伴醫路”項目負責人湯小兵告訴記者，這個項目此前是公益活動，自2018年開始商業化運作，其中涉及政府購買。陪診服務每次120元，其中80元歸陪診員。根據后臺的數據，超過50%的人第一次聽說陪診員這個服務時都不認可。理由很簡單，覺得自己一個人能行，也不愿額外支出費用。但使用過一次陪診服務后，回頭率很高。可是，相對穩定的客源仍無法讓平臺的運營收支平衡。湯小兵希望陪診員最好是年輕人、有基礎醫療知識、熟悉電子設備操作，此外，他也希望平臺能通過陪診服務贏利。可這些都難以實現。

除了價格以外，行業規范的缺失是不可回避的。

網上對陪診員毀譽參半。有人認為陪診員有可能坑害患者，引發醫患糾紛，醫院應對陪診員實施必要監管。比如，設立進院陪診的基本門檻和收費標準，并在醫院建檔登記，取得許可，持證上崗。還有人建議，監管部門必須作出詳盡規范，防止陪診員與“醫托”勾結，讓不法分子鉆了這個行業的空子；防止陪診員成為醫院利益的代言人，忽悠患者接受濫檢查、大處方。

另據新華網報道，早在2006年，某地一家政公司在病人就診時，派出專業“陪診人員”。這些陪診人員是一些從醫院退休下來的老醫生，工作職責就是為病人出主意，以“打破醫患不對等的關系”。但是，“陪診服務”的建議與醫生作出處方產生矛盾時，究竟誰更有權威？當地衛生部門回應，“陪診人員”是否真正為病人做參考？又該由誰來監督？如果因為“陪診人員”刪改處方造成后果，應該由誰來承擔責任？

9月3日晚，許惠明治療結束后，在回家路上有些興奮。他不斷地和徐乃珍分享新近發生的時事新聞，雖然不少新聞也是徐乃珍早就了解到的，但她還是會耐著性子傾聽。

許惠明偏重，徐乃珍在陪診過程多少有些吃力。平臺問許惠明是否需要換一位男性陪診員來照顧，許惠明不肯。在他眼里，這份安全感來之不易。

許惠明和徐乃珍。鄭子愚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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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子愚

來源： 上觀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