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仲裁是一場持久戰，任何一輪環節都需要耐心應對。

如果某一天上班，你被毫無征兆地裁掉，且被告知沒有任何賠償，你會怎么辦？

2019年，互聯網行業的不少年輕人都碰到了這種局面。很多人選擇申請勞動仲裁，讓這個曾經的法律專業詞匯，變成了互聯網公司年末常用詞。

比起前輩，他們顯然更愿意拿起法律武器。只是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公司，讓人不免擔心，那些申請了勞動仲裁的年輕人，究竟怎么樣了？

走進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的年輕人

2019年12月17日下午，北京市朝陽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門前狂風呼嘯。

北京氣象臺于當天清晨發布了大風藍色預警：4-6級的偏北風，建議減少出行。可勞動仲裁申請人們依舊早早到達，黑壓壓的長隊從樓門排到院門，再從院門排到馬路上。

中年農民工和年輕的互聯網員工是隊伍最主要的兩個組成部分。相較于前者的焦慮無措，后者顯得輕松又自信。他們熱切地交流經歷，分享帶來的文件資料，好多人穿上了過膝羽絨服，以便在寒風中“戰斗到底”。

穿灰色羽絨服的長發女生是組團來的，她排在隊伍最前面，正忙著撥開吹到臉上的頭發向剛到場的同事示意；穿黑色羽絨服的高個子男生是第二次來，稱這回終于備全了領導沒發提成的證據，緊握著文件夾的手凍得通紅。

同樣穿著黑色羽絨服的王鋒也斗志昂揚。他臉上有幾顆青春痘，正笑著介紹手中的三張申請單：“我來之前打電話咨詢了，仲裁必須先填單，我昨晚在官網下載的，今天不用現填了。”

樓門在談話間被保安打開，仲裁院正式辦公的時間到了。

人群按順序進入大廳。一部分隊伍平移到導訴臺前，一部分上樓出席庭審，還有一部分“嘩”一下圍到了不到10平方米的法律援助站，瞬間將三名女工作人員淹沒。

值得注意的是，來援助站咨詢的，有不少都是剛剛在門口自信滿滿的年輕人。他們去了又來，經常被工作人員問得啞口無言，表單填來改去，最后全靠工作人員念一句寫一句完成。

早填好表的王鋒一直在外面焦慮地轉圈，臉上的笑容消失不見。在喝了一瓶飲料、抽了一支煙后，他終于進來咨詢了。

因老板開不出工資主動辭職、要求對方賠償拖欠的15000元……他陳述了自己的經歷，被告知表單要重填，調解要兩個月。

“老板不同意調解呢？”他怯怯地問。

“那就立案開庭，再加幾個月。”

王鋒急了。找工作怎么辦？他還能回家過年嗎？說是庭審有律師，請律師又要多少錢呢？就在他想先問清這些疑惑再申請的時候，門口傳來了保安的聲音——

“今天沒號了啊！”

勞動仲裁有多難？

廣東卓建律師事務所律師肖燕能明顯感受到，僅就一線城市而言，2019年申請勞動仲裁的互聯網公司員工，要遠遠多于往年。

究其原因，他認為主要是受經濟形勢影響。資本寒冬之下，互聯網公司大都要縮減開支。“資本雄厚的大互聯公司能和平裁員，但小的創業類互聯網公司沒有新的資金注入，就會資金鏈斷裂、拖欠工資。”

據大數據平臺國雙此前發布的《國雙2019勞動爭議案件大數據分析報告》，北京地區的涉訴勞動者群體中，18-30歲年輕勞動者發生在互聯網行業的勞動爭議數量最多。

在深圳代理民商訴訟案件多年的肖燕也向中國慈善家證實，互聯網公司的勞動申請人多為80后、90后。他們年輕，維權意強，一旦提起仲裁就不會輕易放棄，除非雙方和解。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他們一定會成為獲勝方。

小個子女生夏陸出生在1994年，在福建某市一家消費升級領域的互聯網公司工作。2019年12月初，她在正常休假期間被領導無故移出工作群，因公司注冊地在北京，特意飛來維權。

2019年12月17日到達朝陽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時，她堅信除了身上的毛呢大衣不夠抗風外，自己沒什么準備不全的東西了。她向中國慈善家展示了一個厚厚的文件夾，公司在企查查網站的關系圖譜、打印好的微信聊天記錄等內容一應俱全。

除了勞動合同原件。

“老板不給我勞動合同，但我在簽合同時偷偷照下來了。”她驕傲地拿出打印好的合同照片，只可惜，上面既沒有公司公章，也沒有老板簽字。

在肖燕看來，如果員工有申請仲裁的打算，在職期間一定要拿到兩類證據：一是證明勞動關系存在的材料，最好有勞動合同或社保清單，如果沒有，就需要綜合使用工牌、制服、證人證言、員工名冊等材料進行證明；二是前十二個月平均工資的證明材料（銀行流水），以證明解除責任在用人單位一方。

以上這些，夏陸的文件夾里基本都沒有。她是管理層，不用打卡，工資也由老板單獨發放。細究下來，除了被移出群聊外，她根本無法證明自己已被解除勞務關系。

她事無巨細地講起在公司幾年的坎坷經歷，委屈地哭了。

拿到調解書之后

唐木曾以為，在勞動仲裁案中，拿到領導簽字的調解書就意味著勝利。

他于2016年5月入職一家上海電競領域的互聯網公司。那是電競行業剛剛大火的年代，公司率先試水電競教育，很快拉到大筆投資。因此，即便公司從2019年2月后就沒發過薪水，唐木和同事也以為是行業常見的資金周轉問題，表示理解。

隨著情況長期沒有改善，偶爾還有被拖欠工資的包工頭（公司有招投標項目）帶著席子來堵門，唐木起了疑心。三年合同到期后，他離職并申請了勞動仲裁。2019年6月28日，浦東新區勞動人事仲裁委員會開具了調解書，要求被申請人分兩筆付清拖欠的70810元。

可當時欣然接受調解的老板卻在支付了2萬元后再無動作。“他也不說不給，一問就是現在沒錢，什么時候有錢也不知道。后來就不回了，公司也搬走了。”唐木告訴中國慈善家。

他決定繼續維權。

2019年9月11日，唐木申請強制執行立案成功，法官表示需要他出具公司還在經營的證據。“反正就是說你有義務提供線索，給不到只能慢慢來。”

早已離職的唐木根本“弄不到財務往來數據”。事情拖延至今，除了他的老板被列為失信執行人限高，再無進一步結果。

勞動仲裁是一場持久戰，任何一輪環節都需要耐心應對。“在一線城市，一裁終結的勞動爭議案件是少數，多數案件用人單位不服是可以提起訴訟的。按照《民事訴訟法》第149條和第176條的規定，一審普通程序的審理期限是6個月，二審的審理期限是3個月。加上一些程序性事項的耗時，花上一年時間是很正常的。”肖燕說。

但申請人完全不必灰心。他強調，訴訟仲裁討論證據并非指“是否有效”，而是關注“真實性、合法性和關聯性”。如爭議較多的微信聊天舉證，申請人若不想花錢公證，只要能在提交記錄截圖同時將其保存在原始儲存介質中（最好能當庭展示），就可使證據成立。

2019年12月24日，經李克強總理簽批、國務院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做好穩就業工作的意見》登上微博熱搜。《意見》明確規范了企業裁員行為，顯示對擬進行經濟性裁員的企業，指導其依法依規制定和實施職工安置方案。

《工人日報》報道的《北京市2019年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典型案例》指出，今年前三季度，北京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機構受理勞動人事爭議案件9.3萬余件，同比增長37.4%，結案率達到90.2%，調解率達到50%。可見，“仲裁戰線”有長有短，不是所有員工都要和領導對簿公堂。

受到阻礙的人還沒有放棄。王鋒選擇了繼續仲裁，夏陸留在北京重新整理證據。唐木還在找推進強制執行的方法，即便他發的長微博沒有同事肯轉。

“他們說還沒到撕破臉的地步，怕可能他垮了，更拿不到錢。”他無奈地說，“我反正已經抱著拿不到錢的態度去了。我老板看到微博來找過我，還是那套說辭，只是他已經沒有任何可信度了。”

文中王鋒、夏陸、唐木為化名

來源：中國慈善家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