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作家袁凌： 非虛構寫作，從來沒有成為一門顯學
在大家眼中，袁凌的名字是和非虛構寫作緊密聯(lián)系的。他身上有很多標簽，比如調(diào)查記者，前媒體人，知名作家，以及“非虛構”。隨著“非虛構”成為一種流行，作家袁凌的曝光度也隨之上漲。但是在他看來，熱鬧更多是虛的，非虛構從來沒有成為一門顯學。
2020年已至，這意味著人們曾經(jīng)無比期盼的21世紀走完了五分之一。2019年已逝，這一年留給了我們怎樣的負荷與饋贈？
在今年的閱讀盛典舉辦之前，我們邀請了文化領域四位不同的代表人物，分享他們在2019年的經(jīng)歷與觀察。
獨善其身的文人、做書人朱岳，積極介入社會的非虛構作家袁凌，新型女性公共知識分子淡豹，以及娛樂工業(yè)時代的少女演員馬思純。在2019年，四種人生有各自不同的選擇，告別與堅守背后折射出時代的暗色與華彩。
我們的時代還能誕生偉大的文學作品嗎？仍在悉心經(jīng)營文學出版的人，要如何更新一個時代的文學觀念？女性主義呼聲在近年的東亞社會不斷高漲，但理論該如何面對沒有答案的現(xiàn)實？遭受過校園霸凌的少女，又如何透過自己熱愛的表演事業(yè)積聚能量，自我實現(xiàn)？在過去與未來之間，不同的人生給予我們不同的答案；而我們也將向著各自差異但又共通的方向前行。
《書評周刊》曾與你盤點過一年的好書，也曾聚焦和聆聽那些最具洞察力和表達力的寫作者和發(fā)聲者。在我們的2019年度閱讀盛典即將舉辦之際，我們與你分享袁凌、朱岳、淡豹與馬思純的四種人生、四種思考與四種實踐，讀書的意義，正是在這些命運的變化之中才得以彰顯。
撰文?|?余雅琴
在大家眼中，袁凌的名字是和非虛構寫作緊密聯(lián)系的。他身上有很多標簽，比如調(diào)查記者，前媒體人，知名作家，以及“非虛構”。隨著“非虛構”成為一種流行，作家袁凌的曝光度也隨之上漲。但是在他看來，熱鬧更多是虛的，非虛構從來沒有成為一門顯學。
習慣了漂泊的作家如今依然過著相對漂泊的生活。一半時間定居在西安，另一半時間他需要自己不斷地外出。見朋友與各色人群，尋找新的寫作的可能性。袁凌從2014年開始陸續(xù)出了7本書，他是勤奮的作家，卻自認為寫得不夠，而且慢。
袁凌關心世界，不僅有底層兄弟也有知識分子，他習慣書寫苦難，同時也在承擔苦難。縱觀他的從業(yè)履歷，他幾乎待遍中國最好的媒體，但他的底色是文學的。袁凌堅持公共寫作，但并不放棄私人表達，他從個人視角出發(fā)將人和更廣泛的東西連接起來。
在這個媒體寫作退場的時代，在一個袁凌認為出不了好作品的“二手時代”，這樣一個文人式的作家，一各前媒體人，一個公共寫作者，他如何回應時代呢？
袁凌幾乎是知無不言的，他語速不快，我可以想象他四處采訪的狀態(tài)，他是一個好的傾聽者，但也是一個健談的受訪者。說話的時候，袁凌思路清晰，目光篤定。也許是多年媒體工作養(yǎng)成的習慣，袁凌是一個習慣發(fā)問的受訪者，他比約定時間更早到達，坐定他問我：“從哪里聊起呢？”
我問袁凌是不是也在嘗試寫小說，他卻直說自己不喜歡小說這個詞，同樣也對所謂文學圈保持一種敬而遠之的態(tài)度。他也不排除將來也會寫一個縱深性比較大的故事，但是已經(jīng)不習慣于把它叫小說了。小說這個詞太自鳴得意了、太沾沾自喜了，小說的寫作和玩小腳、玩鼻煙壺一樣，已經(jīng)成為一個很精巧的趣味。
《寂靜的孩子》，
作者：袁凌，
版本：中信出版集團 2019年6月
01
“故事”的概念傳統(tǒng)小說會被取代嗎？
在日常的寫作中，袁凌更愿意把自己的寫作稱為“故事”。他認為將來“故事”這個概念可能會取代小說或者是非虛構散文的概念，成為一個大宗。他說自己不喜歡小說這個詞，在他看來，小說已經(jīng)和報告文學一樣有很大的負面意義，這個詞應該慢慢消亡。
作家袁凌。
袁凌是有內(nèi)心驕傲的，他看不起小說，卻放不下文字，我們談得最多的，依然是他最心心念念的寫作。他一方面批判當下的寫作環(huán)境，缺乏經(jīng)典作品，但另一方面來說，他期待能夠吸納更多普通人參與進寫作的人群，共同對傳統(tǒng)文學體制產(chǎn)生破解作用，能夠達成某種程度的革新。
“非虛構”能夠把傳統(tǒng)的小說觀打破，能夠在敘事或者故事的框架下產(chǎn)生一批綜合的、包容度更高的作品，能夠去思考時代、思考生活、思考人性。“非虛構”的所謂繁榮似乎可以說明大家對傳統(tǒng)文學觀念的厭倦，但是它絕對沒有到達繁榮的地步。
研究者還是大多從社會學、人類學的視角去看非虛構寫作。而袁凌覺得如果不能將這種有色眼鏡摘除，“非虛構”依然是沒有未來的。何況，在主流和官方的文學體系里面是沒有非虛構足夠的寫作位置的，不管是茅獎還是魯獎都沒有它的位置，不設這個門類。
02
用《繁花》做遮羞布
遮住陳舊且頹廢的文學趣味
在剛剛結束的單向街書店文學獎上，袁凌憑借新書《寂靜的孩子》獲得2019年度青年作家，他在朋友圈里寫道：“從金宇澄老師手中接過獎杯的感覺很特別。”
袁凌對中國文學是失望的，他談茅盾文學獎，一臉不滿。只有談到金宇澄是客氣且尊敬的，在他看來我們在用《繁花》做遮羞布，也許可以遮上五年，但這并不足夠。實際上整個文學的狀況越來越差勁。
《繁花》，作者：金宇澄，版本：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6月
袁凌覺得金宇澄具有“非虛構”精神，有生活氣息，他在任何場合都把自己聽見的東西記下來，認為段子比長篇小說精彩。《繁花》寫作本身也是在網(wǎng)絡論壇進行，是和蕓蕓網(wǎng)友互動的成果。
袁凌喜歡金宇澄的生活氣息，他談到有一次兩個人在北京見面，大晚上要到一個什么地方喝茶，天還是很冷，路程是不近不遠的距離。畢竟和前輩一起，袁凌考慮了下要不要打車，金宇澄跟路過一個陌生人借了火就掏出手機在路邊掃共享單車。這叫生活氣息，一個好的作家不能間離生活。
袁凌對《應物兄》也有自己的看法。這本是一部有追求的作品，作者希望能夠做到其他作品沒有做到的東西，獲得某種人文性，但是由于受制于當下這種小說觀，受制于整個作協(xié)體制，它的批評是失焦的。對知識分子的反思都是自鳴得意的，希望讓讀者感覺自己不僅高級，還能反諷，反諷能力本身成為了另一重高級，卻沒有真正的反思成果，成為某種更精致的媚俗。本質(zhì)上，體現(xiàn)出的趣味和傳統(tǒng)小說類似：陳舊且頹廢。
即使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眼光寬闊一點，但是同樣受制于小說觀，它不會去主動去挑戰(zhàn)傳統(tǒng)，但是會在標準里面容納一些特別的東西。在袁凌看來，村上春樹沒有得到諾獎是一個必然，他是一個典型的小說家，他的作品需要一點小說以外的別的東西——一種人文性。
我們的文學越來越差恰恰因為人文性的缺失，追求文字和結構的華麗。愛麗絲·門羅更接近袁凌心目中優(yōu)秀的文學樣貌，以有限的經(jīng)驗都在書寫日常，對人的普遍性境況有關注。門羅成名后依然住在小鎮(zhèn)上，講述各種各樣小的普通人的生活，這在作家圈里是少見的。
03
文學青年的困苦
我們沒能出生在偉大作品的時代
我們沒能出生在一個誕生偉大文學作品的時代，這是一個二手時代，我們的生活是二手的。假如你是一個作家，你有才，你早一點成名了，你很快就變成一個職業(yè)作家，你被作協(xié)養(yǎng)成，或者你被粉絲圍著，你所有的生活都是一個職業(yè)作家生活。
專業(yè)作家由于有作協(xié)這個體制、由于有圈子的區(qū)分，一年中有很多時候都在開會、交流、郊游，就連采風，也唯恐被別人落下。這是一種重復性的、單調(diào)的生活，去一個地方之前就知道自己會見到什么人，準備好說什么話，彼此互相捧。大家的生活可能就同質(zhì)化了，不僅同質(zhì)化，而且是不真誠。你捧我我捧你，最后就已經(jīng)習慣于說那種話了。
袁凌繼續(xù)補充，這個二手時代，還有一層二流時代的意思，一切價值在產(chǎn)生之初就經(jīng)歷了自我消解，譬如苦難、沖突、撕裂、自由與禁忌、鄉(xiāng)愁與漂泊等，因此只有二流的價值和經(jīng)驗，也因此缺乏原創(chuàng)性的價值和經(jīng)驗。
聽了這話，有寫作熱情的人多少會感到泄氣。袁凌的應答直率且直接。他分明感覺到什么無形的東西在將人吞噬。袁凌有個挺好的朋友，是個不錯的人。得了魯迅文學獎后在一次飯局上的玩笑中，對袁凌說了一句讓人難忘的話，“將來你可能會餓死，我不會。國家不會讓一個獲得‘魯獎’的作家餓死。”
這不止是笑話，袁凌是餓過肚子的，他明白饑餓的感覺，因此為這個朋友獲獎感到悲欣交集。很多年中，他把大量的時間花在和生活纏斗，多次以為自己會死去。世界對于一個想要寫作的人的確過于殘酷。
04
中國只有兩億人坐過飛機，
我應該為那些沒坐過飛機的人寫作
常常感到憤憤不平的那類人，是我們時代稀缺的良心，袁凌擁有這樣的良心，常會為好的寫作者被埋沒難過。他提到真實故事計劃中有一篇參賽文章叫《形而上學的親吻》，寫的是鄧曉芒的師弟、武漢大學哲學教師蘇德超的事跡。盡管只是一篇幾千字的文章，卻讓評委作家方方感到驚訝：怎么會有這么好的文字？
只要不戴著有色眼鏡去看普通人的寫作，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不管在語言上還是在思想能力上，他們已經(jīng)遠遠走到了一些專業(yè)作家的前面，短板可能只是情節(jié)性。在袁凌看來，出名要趁早，成為一種殘酷的讖語。生活會謀殺一個年輕的作家，他認識一幫文學青年，太困苦了。不少人過了30歲還沒談過戀愛，住在一個月只要幾百元的出租屋里，苦苦求生活，身體也不行了，堅持不下去了，寫了1000萬字沒處發(fā)表，也沒人看，到底該怎么辦呢？
我們的社會應該容許這種人有出路，要容許一個人可以在40歲后再發(fā)展再成名。君特·格拉斯也曾默默無聞，他在一個俱樂部上朗誦自己的東西，他依然可以獲得一個公允評價。而我們的年輕人死于生活。
袁凌動了感情：“我不是說只有快捷酒店的生活，或者說只有小酒館的生活才叫生活，但是生活應該是既可以坐綠皮火車也可以坐高鐵還可以坐飛機。中國只有兩億人坐過飛機，我也應該為那些沒有坐過飛機的人寫作。”
袁凌感到自己寫不好城市，在各大城市生活多年，他依然放不下被自己拋在身后的陜南家鄉(xiāng)，因此常常書寫鄉(xiāng)村，直到最近才慢慢開始和解。城市讓袁凌感到自己的局限，北京那么大，卻不能被作家把握。
他也讀雙雪濤或班宇，喜歡他們用身體經(jīng)驗寫出的故事，但也怕這些年輕作家失去生活。他對近年來流行的“東北文藝復興”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事實上，這是讀者漸漸拋棄農(nóng)村的表現(xiàn)，也是對于城市化的視覺錯位。
05
面對強權和偽善，
仍要克服軟弱與憤怒
如果說有的作家是手藝人，袁凌則更像一個文人。他始終覺得文學作品應該是有人文性的，而不是把文章寫得足夠精致就可以的。文章需要有思考性、對社會現(xiàn)實有關切性，對于我們真實的生活場域要有關聯(lián)性。好的作品是要有土地的，不論站在城市還是鄉(xiāng)村的土地上，作者需要腳踏實地。
2019年似乎是值得書寫的一年，回望這一年，袁凌覺得很多話沒法說盡，只想到自己發(fā)過的一個朋友圈：“履霜堅冰至”。這是《易經(jīng)》里“漸卦”的卦詞。現(xiàn)在已經(jīng)遍地是霜，但接下來可能還有百丈堅冰，得有準備。當然，也不算最壞，還有一句叫?“幽人貞吉”，條件雖然很艱苦，但只要是有一個堅定的想法，保持住自己的本心，總能平安度過。
毫無疑問，袁凌是個狷介之士，他的日常就是在揚清激濁。他說自己好像經(jīng)常處在喜憂參半的狀態(tài)，人生中既不會好事成雙，也沒有禍事連綿。一切好像有神安排，不會一下得意到不行，也不會徹底絕望。回首過去一年，袁凌引用加繆所說，認為自己“置身于光線和陰暗之間”。
大家都說今天不再是一個寫作者的好時代，天花板似乎越來越低。袁凌自是常有憂慮和憤怒的，但他也會體會生活，如果說過去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徹底的絕望，他已經(jīng)重新領會了生活。
既然聚光燈打在走紅毯的人身上也會變成“光明之迫”，他已經(jīng)學會放棄對自己最終的外在期許，甚至就此平凡也沒什么不好。這不是袁凌的犬儒主義，他只是努力在自己保持在一個日常素樸的狀態(tài)。我于是想起《論語》中孔子談及狷狂之人：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2019年的最后一天，他寫下這樣的文字：神也要努力學習愛。耶穌雖然不為轄制了父的欲望所轄，與魔鬼撇清了關系，面對強權和偽善，仍然要時常克服軟弱與憤怒。何況人？
袁凌年記：
－1973年
出生于陜西安康平利縣。
－2003年
考取清華大學思想史博士，同年加入新創(chuàng)刊的，次年退學。
－2003年-2005
任深度報道部記者、北京新聞部副主編。
－2014年
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2017年
出版《青苔不會消失》。
－2018年
出版《世界》。
－2019年
出版《寂靜的孩子》。
作者 | 余雅琴
編輯 | 余雅琴 走走
校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