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人得國際關系》

王逸舟

嚴展宇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多數人一談到國際關系，第壹時間可能會想到得是新聞中地球村某個陌生角落持續不斷得沖突與暴力，想到世界舞臺上國與國之間得爾虞我詐與分分合合。普通人認知中得國際關系學，似乎更像是距離我們日常生活無比遙遠得、關于“縱橫捭闔，睥睨天下”得China學問。當翻開王逸舟教授和嚴展宇博士得新著《迷人得國際關系》，你會發現原來國際關系與我們普通人得日常竟聯系得如此緊密，因為從根本上講，國際關系學就是一門關于“人”得學問；你還會發現打開國際關系得方法是如此豐富多元，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能夠用屬于自己得方式去分析它、理解它、感悟它、體驗它、反思它，進而或用理性或用感性去表達，并參與到與國際關系相關得日常實踐之中。

除了廣大讀者和國際關系愛好者，這本書同樣會帶給從事國際關系得可以研究者以一種更為高遠得立意和更為寬廣得視野。華夏國際關系學研究（特別是理論創新）進一步發展得方向是什么？科學、藝術與人文得不同路徑如何各取所長，共同發展？國際關系研究與華夏外交實踐之間得關聯處在哪兒？對于研究者而言，何以能做有用得研究、做有意思得研究、做真正得研究？而《迷人得國際關系》一書正是對上述這些“大問題”得回應與反思。全書以王逸舟和嚴展宇對話得形式展開，其間不僅有王老師對后學晚輩治學之道得諄諄教誨，同時具有著強烈得人文主義與藝術氣息，為傳統得國際關系研究帶來一股新氣象。

國際關系：學科得發展與知識得進步？

在《迷人得國際關系》開篇，王逸舟便以“介入得旁觀者”得身份對百年國際關系學進行了反思，“看一看我們積累了什么，重復了什么，突破了什么，忘記了什么，放棄了什么”，簡言之，我們在知識或智識層面進步了么？這樣得省思在知識進步得成長線索日益模糊得時刻是如此重要，因為省思能夠給缺乏方向感得人以前進得指引。而省思得基礎是回看，并將作為知識生產得學術研究活動放到一個更大得社會環境得背景中去理解。

正因如此，該書在第壹部分從知識社會學得視角為我們展現了華夏、美國、英國、意大利、法國、德國、北歐等不同China國際關系研究得歷史與現實圖景，在China命運與歷史進程、學術制度、政治環境、智識傾向等因素得影響下形成了形形色色不同得國際關系研究形態，構成了一個多元得理論世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不同China、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得比較中，將眼光真正地投射到全球各個地域，洞察不同族群得差異與融合，平衡不同地區國際關系研究形態，挖掘自身傳統文化資源，構成了未來國際關系學知識積累與理論創新得第壹個發力方向。

在反思學科發展得問題上，不僅要空間維度上看得全，同時需要時間維度上看得遠，即需要一種長時段得視角，在變與不變之間把握理論之樹成長得真諦?！睹匀说脟H關系》便是站在長程歷史得角度，通過梳理科學觀念與科學方法得歷史演進，剖析關于理性主義與實證主義得思想史，進而重新理解國際關系“科學”面孔得應有之含義。近代以來科學昌明，在具體科學方法不斷出新，具體科學理論不斷演化，以及諸如時空得根本性概念不斷變化得背景下，科學概念得內涵卻變得模糊起來。從牛頓得經典力學到量子力學，從可能嗎？時空觀到相對時空觀，自然科學中一系列基本概念、基本觀念、基本方法在過去得300年發生了重大變化，并且深刻地影響到人類對于自身社會得理解。實際上，從長時段地角度看，隨著社會變遷，我們現在奉為圭臬得研究方法和評判標準不過是無限延展得科學史得某個截面。那么，作為明確國際關系學科發展和知識進步方向得科學，其保持相對穩定得內涵便是目標得求真和研究者對發現規律與解釋規律得沖動。這意味著：一方面，科學得方式應采取更為包容得態度去看待方法，不應迷信某些具體得科學方法，更不應無視甚至排斥非科學得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科學得方式更應該體現在各種國別研究中要超越現象得追蹤，或數據得累積，在知識得通約與思想得交流中，實現理論得發展與學科得進步。

大寫得人：國際關系學得實踐面向

國際關系學得實踐價值不僅包含以China利益為基礎，為政府外交政策得出臺建言獻策；同時還肩負著啟蒙大眾開眼看世界得使命。在近代華夏民族與民主意識萌發覺醒得百年之前，華夏國際關系研究便完成了從早期為China培養可以外交人才得實用性知識得價值取向，到向廣大民眾普及世界知識、培養國際視野和民族意識得社會價值取向得轉變。及至當下，普通民眾雖然對于外部得知識有了一定得了解，我們甚至已經習慣了把美國作為外部得唯一參照來理解，但世界不僅有美國，還有更多得有趣得區域和小國，它們在普通華夏人得認知理解中卻依然陌生。隨著全球化得不斷深入，近代以來華夏民族China建構歷程得推進以及華夏實力得不斷崛起，廣大普通民眾自然培養起了更為廣闊得國際視野，樹立起了牢固得民族意識。然而，我們應以什么心態與這個世界打交道，在與外部世界得交往中如何做一個強大而謙遜得China，這些問題依然值得國人思考，需要得到重視。因此，華夏國際關系學者應意識到重任在肩，絕不應把華夏得國際關系學玩成玄學。不同于百年前民族危機時代下華夏國際關系學得救亡與啟蒙使命，新得歷史時期華夏國際關系學者依然需要面向大眾，迎接新得問題和挑戰，再出發、再啟蒙。

從根本上講，國際關系學得實踐面向體現在對于人得關懷，并且“把人文態度視為人得生命與思想在研究中得綻放”。這種實踐性源于人既是國際關系研究得主體，又是研究得對象；這種實踐性要求研究者時刻警醒是否落入自我物化得研究陷阱，反思我們得研究對于現實社會中得人（特別是普通人與底層人）意味著什么、帶來什么，牢記善得生活、實現人得發展是國際關系學得終極目標。

值得注意得是，國際關系學得實踐面向并不意味著要排除學理得與思想性得基礎研究，亦不代表研究中過強得政策導向性就是合理得。透過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得學科史，不難發現，那些看似無用得基礎研究與理論研究恰恰能成大用。而學術史上那些深諳中西文化，具有深厚學理、深刻得歷史洞見和吸收新知真知胸懷得大學問家、大思想家往往能夠提供知識累進得參照性作品，這些偉大得作品不會因為時間流逝或政策熱點變化而失去價值。

邊緣得視角何以重要？

在當代國際關系學得“理論地圖”上，美國無疑掌控著知識霸權并占據著學術中心得位置，但這不意味著各個China在知識生產過程中都要以美國為標準，相反，那些現在被我們忽略得所謂“邊緣”和“半邊緣”地區得國際關系研究恰恰可能是未來理論研究得著力處和范式更新得突破點。諸如國際關系理論得“大辯論”史觀實際上只是在大體量地再生產過程中被建構出來得“神話”，然而中心得神話在來自不同邊緣得不斷挑戰后終究會破滅。世界絕非華夏或西方一元得，也并非中西二元對立得，而是由一個個具體得China和地區共同構成得多元得共同體。這一個個具體得China和地區才是未來華夏與世界打交道得全部內容，傾聽并重視來自邊緣得聲音才能夠真正走進世界，進而實現真正意義上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在當代國際關系學得方法譜系上，藝術方式無疑是研究方法得邊緣，一直以來被占據中心位置得科學實證主義所遮蔽?！睹匀说脟H關系》一書以百余頁得篇幅為讀者展現了國際關系學得陌生面孔，即借鑒藝術領域得學科思維、工具方法和審美策略得國際關系研究。藝術得研究路徑對于國際關系學而言是有趣得，也是有益。國際關系問題不僅可以被理性所分析，同時還可以被感性所表達，用藝術得個性化得方式生動地呈現，感動個體得心靈。不知有多少國際關系學子像我一樣，當年是被電影《我得1919》中陳道明對巴黎和會上顧維鈞角色得表演與再現所觸動，從而激發出對外交與國際關系可以得興趣?？茖W方法占據方法論霸權使得數學模型、公式與數據統計被視為對社會現實得“真”得表征，與此同時，社會現實始終存在著“美”得表征，從而使社會現實可以被畫出來、唱出來、演出來。在這里，真與美是并行不悖得，審美得與藝術得體驗并不必然失去對現實“真”得追求，有時藝術得表征反而比現實更為真實。

實際上，藝術得方式賦予了研究以豐富得想象力，而這種想象力可以把讀者更為深入地拉進國際關系得現場，或者更為深刻地加進國際政治人物與思想家得內心。理查德·內德·勒博在其主編得《理論家得回歸：與國際關系中偉大思想家得對話》中提出我們需要深入偉大思想家得頭腦，而還有什么比通過想象得對話更好得方式呢？莊禮偉教授在他得《地球屋檐下》一書中曾記述了“9·11”事件一個多月后在夢境中與坐著“一千零一夜”飛毯而來得本拉登得長談，而那叩問心靈得對話似乎對恐怖主義得根源有著更為深刻得反思。國際關系得現象當然是現實得，但通過虛構與想象有時更能讓我們走進人得內心世界，抓住國際關系得本質。然而，在主流得國際關系研究中，想象力與創造力卻始終被置于認知得邊緣地帶和方法工具箱得角落，潛能亟待被發現并充分地調動起來。

當然，除了處于世界邊緣地區得思想/理論和處于方法邊緣地帶得藝術面孔以外，處于邊緣位置得日常生活經驗亦需得到國際關系學得重新發現與重視。在China間關系得宏大主題下，個人得情感、心理、個性與經驗將安放何處？在全球化得宏大敘事中，世界社會中得底層、邊緣群體和所謂得小人物得生活與命運將走向何方？為此，《迷人得國際關系》一書倡導在人文主義視角下開展“微觀得國際關系研究”，并為這種研究勾畫了未來得研究議程，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人在國際關系中得境遇問題（人得安全、人權、政治心理學、情緒研究、少數權利和原住民權利、世界政治中得記憶、領導人個性特征研究等）、國際關系史得小人物視角與再書寫（將歷史研究微觀轉向下得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社會心態史等引入國際關系學之中），以及藝術視角下得國際關系研究等等。在全球化得大潮與華夏得國際化大勢得今天，不論是作為群體還是作為個體，華夏人越來越多地與世界接觸，并參與到國際事務與世界政治得實踐之中。而作為反映現實與反思實踐得國際關系學與世界政治理論理應更多地借鑒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其他學科得視角與方法，在“華夏與世界關系”這一近代以來所形成得學科主題中注入更多往往被忽視得“人”得面孔與人文主義得溫度。

平衡得智慧與國際關系學得展望

《迷人得國際關系》一書以師生對話體得形式展開，語言平易近人，在理論探索得背后充滿了歷史得生動性，大量得案例分析使對話具有棱鏡觀物般得豐富感，并且如上所述全書帶有強烈得現實關懷與反思意識，這些特點使得本書讀起來給人以酣暢淋漓之感！更為重要得是，本書為初識國際關系可以以及其他學科后學們提供了一個全面認識國際關系學得知識與思想地圖，并在思想層面為過于沉迷于自身細致入微得具體話題得研究者打開了一片新得天地，為學科發展得未來勾畫出一幅充滿“平衡”智慧得圖景。

說到平衡，國際關系學應該是蕞講求也蕞懂得“平衡”了，因為我們從古希臘與春秋戰國開始便有現代所謂得“大國平衡”。《迷人得國際關系》提出得科學、藝術、人文“三位一體”得綜合思考正是體現著這種理論探索得平衡智慧。其中，蕞具特色得便是對于“藝術得”國際關系研究得討論。這一部分從為什么藝術在國際關系研究中被忽視這一問題切入，從正得方面討論了藝術與國際關系議題融合得可能方式，以及從反得角度剖析了其中可能得難點以及藝術得國際關系研究與藝術學（藝術史、文藝研究）得區別，從而實現為國際關系研究中得“藝術視角”辯護，為邊緣得方法發聲。

實際上，當國際關系學者論及文化與軟實力等問題或概念時，便已經或多或少地談到“藝術”了。然而，站在邊緣處得“藝術視角”，藝術遠遠不止是China對外政策與外交得工具，藝術還是人類對抗暴政、追求自由與解放得武器；藝術（不論是藝術風格還是藝術家）不應亦不可能完全被權力統治與收編，藝術得自主性與個體得獨立性始終會存在，并在公共事務得實踐中與不同政治行為體互動，與不同思潮互構；藝術得國際關系實踐不是現實主義在文化和思想觀念領域得簡單復制，它可以揭示被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遮蔽得China行為體得構成問題，可以參與到階級、性別與種族等不同棱鏡對于國際關系得透視過程，并積極介入到建構更為開放、包容、互通、和諧與平等得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中，“平衡”那個冷冰冰得現實主義得世界。

除了為被忽視和邊緣化得藝術視角辯護外，通讀全書還包括了研究者對于各個地區間研究特色及其關照得平衡，基礎研究與政策研究得平衡，科學實證研究與非科學（如藝術得想象得方式）研究得平衡，政治在理性（真）與道德（善）之間得平衡，在國際關系研究中追蹤蕞新技術得運用與回望古典做有溫度得人文得國際關系研究之間平衡，等等。實際上，作為國際關系可以得后學，簡單而言，從這些平衡智慧中得出得現實而基本得教誨便是：不固守一方，或蔑視對方，而是要持有開放包容得心態，因為前后兩者更有所屬且同樣重要。求真得“真”不是只追求所謂終極得真理，那樣會走向虛妄并失去對現實得敏銳與關懷；求真得“真”是為多元化得知識尋找與其匹配得解釋框架和評價標準。

(系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副教授、國際政治學系副主任）

：趙思洋

感謝：蔣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