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 | 周姝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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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報道，對于中等收入家庭來說，生育二孩得妻子就業(yè)率比生育一孩得要下滑9.3%，而高收入家庭，孩子數(shù)量對就業(yè)幾率影響不顯著。

報道數(shù)據(jù)于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王俊及該院教授石人炳發(fā)布在北大核心期刊《人口與經濟》得文章——《華夏家庭生育二孩得邊際機會成本——基于收入分層得視角》。文章指出，生育一個孩子將使得家庭勞動力市場總收入下降約5.6%；繼續(xù)生育第二個孩子得家庭其勞動力市場總收入再次下降約7.1%。

文章提到，在探討生育成本時，會涉及一個名為“生育得收入懲罰”（Motherhood Wage Penalty）理論模型。根據(jù)模型測量發(fā)現(xiàn)，在控制受教育水平、工作經驗等人力資本相關因素得前提下，育有子女得女性其勞動力市場收入依然低于未生育得女性。

文章例舉了各國得已生育女性在勞動力市場收入得減幅。在美國，女性每生育一個孩子，其在勞動力市場得年收入將減少4%-12%；在西班牙，該統(tǒng)計值為6%-14%；在挪威，影響效應降至0.6%-1.4%。在華夏，女性每多生一個孩子，導致小時工資率得下降幅度從1989年得8%左右攀升至2015年得13%左右。

需要注意得是，在女性面臨生育懲罰得同時，男性卻因為成為父親而收獲了“父職溢價”（Fatherhood Premium）。英國研究數(shù)據(jù)顯示，生育了孩子得男性，其勞動力市場收入提高了10%.

為探究“父職溢價”是否同樣存在于華夏家庭，以及生育第二個孩子得邊際機會成本，研究人員基于華夏家庭追蹤調查 (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數(shù)據(jù)進行了統(tǒng)計分析。該數(shù)據(jù)樣本覆蓋25個省（市、自治區(qū)），有3734個調查對象共計7642人次得調查數(shù)據(jù)納入。

研究發(fā)現(xiàn)，在未納入其他控制變量得情況下，孩子數(shù)量與妻子就業(yè)幾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進行變量控制后，統(tǒng)計結果表明，與生育之前相比，生育一個孩子使得妻子得就業(yè)幾率下降約6.6%； 繼續(xù)生育第二個孩子得妻子，其就業(yè)幾率再次下降9.3%。而在對丈夫就業(yè)幾率影響方面，生育行為對丈夫就業(yè)幾率得影響并不顯著。

研究人員認為，關于孩子機會成本或 “母職懲罰”得研究多數(shù)僅討論生育對個體勞動力市場收益得影響而忽略了對其就業(yè)幾率得考察，有些研究甚至刻意選取“有工作且工資收入不為0得女性群體”作為樣本。其實，生育對女性就業(yè)機會得負面影響可能是比收入降低更加不能忽略得“懲罰”。

更重要得是，工作得意義不僅限于“收入”，失去工作還意味著失去地位、失去社會價值、失去對自我得認同以及由此帶來得更廣泛意義上得“機會成本”。

在家庭勞動力收入方面，孩子數(shù)量與家庭勞動力市場收入同樣呈負相關關系。與一孩生育行為相比，家庭生育第二個孩子得邊際機會成本更高。生育一個孩子將使得家庭勞動力市場總收入下降約5.6%；繼續(xù)生育第二個孩子得家庭其勞動力市場總收入再次下降約7.1%。

此外，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得邊際機會成本更高。低收入家庭一孩得邊際機會成本（9.7%）高于二孩（5.8%），而中等收入家庭二孩得邊際機會成本（8.6%）高于一孩（4.6%）；同時，對于高收入家庭，孩子邊際機會成本得統(tǒng)計效應不顯著。

研究人員解釋，收入約束、單位時間成本、育兒期待三方面得因素交互作用，形塑了 “工作—生活”沖突得激烈程度以及由此衍生得二孩邊際機會成本在不同收入群體中得異質性分布。

具體而言，對于中等收入群體而言，一方面，她們對邊際孩子效用有更高得期待，存在更加明顯得“育兒焦慮”，更加擔心孩子“輸在起跑線”，會投入更多時間在家庭；另一方面，相對更高得受教育水平提升了她們在勞動力市場上得單位時間成本，將更多時間投入家務勞動意味著更大得機會成本損失，與此同時，她們也不太可能像高收入群體那樣購買滿足其更高期待得育兒服務。

也就是說，中等收入群體可能面臨更加強烈得“工作—生活”沖突，故而事實上承擔了更大規(guī)模得二孩邊際機會成本。

研究人員指出，“問題在于，正式支持體系得缺失使得兒童養(yǎng)育得成本完全由家庭承擔———父母付出更多得養(yǎng)育成本，但孩子未來創(chuàng)造得價值卻更多為全體社會成員享有而非只為父母獨有。”

文章認為，應對之策一是建立兒童撫育成本得社會分擔機制，減少家庭直接得育兒支出; 二是增加托育服務得有效供給，降低家庭養(yǎng)育孩子得機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