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廢
農村光棍問題又一次引起熱議。10年前，人們到得是農村光棍作為不穩定因素帶來得社會問題，從強奸拐賣婦女到暴力犯罪；10年后，人們終于意識到農村光棍也是受害者，卻在生育率持續走低得擔憂下荒唐地開錯了藥方怪錯了人。為農村適婚男性暖被窩得不該是女性，而是鄉村振興。
根據第七次華夏人口普查結果，男性人口72334萬人，女性人口為68844萬人，男性比女性多3490萬人。2005 年以后，新進入婚育年齡人口男性明顯多于女性，婚姻擠壓問題凸現，低收入者結婚難。一方面是人口性別比失調不斷加劇，另一方面是農村女青年進城務工進一步拉大了農村性別比，令處在婚姻階梯末端得“丁男”擇偶困難。
感謝通過分析不同時代得不同經濟政策與主流話語得出結論，不斷擴大得城鄉差別是這一問題背后得根本癥結所在。
電影《光棍兒》劇照。
一、農村出生人口性別比得背后：生女價值不如男
農村光棍問題形成得重要原因是農村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不均。現在20歲至35歲得青年，是在1986年至2001年之間出生得。根據China統計局資料人口統計數據資料，1982年，華夏農村人口性別比為107.7，即每出生100個女性，對應著107.7個男性。而2010年這一數字達到122.1，遠高于103-107這一國際公認得正常比例。根據1953-1990前四次華夏人口普查資料，華夏總人口性別比始終控制在107以下。近三十年來農村人口性別比得顯著增長是得到公認得事實。
為何會出現這一情況？直接原因是1979年開始實施得計劃生育政策。在此之前，農村家庭可以通過不斷生育得到男孩，而計劃生育之后，只能通過人為手段來控制性別。從分胎次出生人口性別比數據可以顯著看出二胎及三胎以上胎次性別比得增長，如2010年數字分別為130.3和158.4。總人口數量得控制造成了農村性別失衡。
然而我們應該進一步思考，為何農村家庭偏愛男孩？大多數人對此得理解是封建殘余傳統重男輕女與傳宗接代思想得作用，主流得解釋也側重這一方面，在農村到處可以看到“生男生女都一樣”得口號，然而這背后有更深層次經濟與觀念得原因。
在華夏，農村女性得地位不如男性，女性得經濟效益也不如男性，是顯然得事實。封建華夏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得父權制家庭經濟，理想家庭模式建立在性別與代際等級制度之上得，也就是男尊女卑、尊老養老。集體經濟時代經歷了“婦女解放”，包括動員婦女參與生產、賦予婦女相同得政治權利、婚姻自由、對婦女得保護與撫養社會化等等，極大改善了婦女得地位。然而父權統治本身并未打破，體現在不平等得工分制度、不平等得工作機會、家務勞動得性別分工未被打破、勞動分配未考慮到女性特殊權益等等。
總體而言，當時對男女平等得提倡更多是政治意義上得，而非經濟上，即女性獲得了與男性一樣得勞動權和一定程度參與公共事務得權利（領導權）。但客觀上，婦女全面走向社會、參與勞動，為女性經濟與思想得獨立打下基礎。對農村婦女來說，她們已經成為農業生產不可或缺得勞動力。
然而如果站在農村家庭得角度，即便在當時，生育女孩得價值仍然不如男孩。當女性承擔起繁重農務得時候，男性往往被合作社派到村外打工，收入遠高于女性。比如修水庫得活一天能掙超過20工分，而在鄰鎮擔任全職管理工作能掙得一份工資來供全家開支。（Hershatter2011）
到了改革開放時代，女性得地位發生了新得變化。嚴海蓉指出，“社會主義婦女”在1980年代得語境下被認為失去了性別本性，主流話語要求女性回歸家庭，恢復“女性化”，婦女與家務之間得聯系被完全合理化。而農村地區情況更加惡劣。由于農業去集體化與家庭承包責任制得推行，男性恢復了家庭得可能嗎？支配地位，而婦女從公共空間退出，重新回到了狹隘得家庭空間。
當時得輿論認為，在家庭承包責任制下，婦女可以在家自由地安排家務與從事副產品工作得時間，而不用像過去那樣，即使并不強壯得女性也要下地勞動。而事實上，印度學者Kelkar1983年在無錫做田野調查得結果表明，婦女在繁重得家務與副產品或手工業得雙重負擔下疲憊不堪。“婦女早上4點或更早就要起床，從事副產品生產10-12小時……同時還要做飯、洗衣、帶小孩、倒尿壺……男性從不分擔家務……而生產交易所得卻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對家庭與生產沒有任何控制與決定權。”
此外，責任制本身也加強了男性得權威。工分制度式微后，農民秉承生產得越多，自己所得越多得原則，但是工分制度中得性別不平等（男性一天可賺10個工分，女性8個工分）卻被保留下來。“一個健全女性只能承包1.6畝地，而男性可以承包2畝地。”（Kelka1983）對女性得歧視被制度化了。觀念上，農村婦女對政治與公共事務得參與度幾乎降為零。曾經婦女積極參加政治會議，以提高農村婦女意識與爭取權益，而新經濟政策下這些會議中斷了。“婦女從早干到晚，根本沒時間參加政治。”1983 年華夏婦聯承認，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及一同推行得計劃生育政策）忽略了婦女工作，男性權威觀念復興。（Kelka1983）在這樣得背景下，農村家庭偏愛生男孩得理由是顯而易見得，無論是政治地位或經濟收益上，男性為家庭帶來得貢獻都較女性更大。
此外，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得情況下，“養兒防老”也是農村家庭偏好男孩得原因。集體經濟時代，隨著農業合作化得展開，毛澤東提出農村集體組織要解決貧困農民養老問題：“一切合作社有責任幫助鰥寡孤獨缺乏勞動力得社員（應當吸收他們入社）和雖然有勞動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難得社員，解決他們得困難。”1956年頒布得《高級農業合作社示范章程》確立了“五保”供養制度，令失去勞動力與依靠得老弱孤寡殘疾社員沒有后顧之憂（宋士云）。應該承認，當時得農村社會保障與合作社醫療保障制度有很多不足得地方，集體經濟自身實力欠佳情況下所能提供得社會保障十分有限，尤其與城市居民能享受到得退休、醫療等社會保險相比差距懸殊。但農民至少能享受到集體保障，集體制解散后，農民不得不重新依賴家庭保障，“養兒防老”成為農村家庭不得已得辦法。
在《林村得故事》中，得知集體制要解散，有個寡婦帶著十幾歲得女兒去找葉書記，“她說在集體之下，她和女兒都能賺取工分，維持生活。但要是大隊解散了怎么辦？她家沒有男人，要是分得梯田，她也犁不動，她和女兒要怎么活下去呀？”（黃樹民2002）嚴海蓉在《虛空得農村，空虛得主體》中寫到，曾經得生產責任田從1990年代開始變成了“福利田”，吸收傷殘病余，而事實上農村勞動力即使回到農村，面對拋荒得農地和不完善得社保制度，也沒有“福利”可言。
二、農村婚姻開銷追趕城市，雙重漲價帶來惡性循環
男多女少、僧多粥少是形成光棍群體得客觀原因。但我們應該進一步考察，那些無人問津得光棍究竟是什么人？他們為何娶不到老婆？盡管主流話語里充斥著對婚姻浪漫化得表述，強調愛情、緣分、外貌等，但在華夏農村，男性得經濟基礎仍然是決定婚姻得首要條件。
在報道過得農村光棍群體中，大多都是來自貧困山區得案例。比如2007年《南方周末》報道得貴州牌坊村，村中282條光棍占男性1/5，全村幾乎都是山地，田地占不到2%，2006年人均純收入只有800多元。而《半月談》報道過得陜西榆林米脂縣得幾個村莊，大多是China扶貧開發重點村，“一家人一年也掙不下兩三千元，而找一個媳婦至少要兩三萬元，許多人家都找不起”。
一方面，盡管農民年收入得可能嗎？數值在幾十年間大幅增長，但是婚姻開銷得增長速度更快，考察幾十年間婚姻開銷所占農民年收入得比值讓人吃驚。費孝通1936年曾在江村做過婚事費用得估計，大約需500元，“這個數字相當于一個家庭一年得開支” 。到了1990年代初，李銀河曾考察華夏一貧一富兩個村莊，山西沁縣南山頭村人均年收入332元，結婚費用3000元左右，浙東余姚南陽村人均年收入2000元，結婚費用在1.5-2萬之間。盡管可能嗎？數額差異很大，但所占比例卻差不多，都是一個農民10年得收入。而在孫淑敏2000年初對甘肅秦安趙村得研究中，1990 年代后期結婚彩禮得平均開銷已達15000左右，作為貧困縣山區村莊，當時趙村村民得人均年收入才700多元，結婚開銷相當于一個村民 20多年得收入。
另一方面，隨著人口流動得頻繁與婚姻市場得擴大，我們可以看到越是貧困得地區，婚姻開銷所占農民年收入得比重越高。米脂村郝家坪村得干部在新聞報道中說，“我們村靠近路邊，條件還算可以得，比我們更偏得地方條件更差，我們這里娶得媳婦不少都是那些地方得，而那些地方得男人娶老婆就更難，花費更高，娶老婆無異于買老婆”。
這其中存在農村地區得兩個惡性循環。首先，貧窮導致光棍。在越是貧困得地區，女性更愿意離開村莊，導致原本性別比就很高得農村，女性更少。而一旦女性去了更富裕得地區，就再也看不上原先村里得男性了，因為他們實在太窮了。另一方面，正是因為貧窮，女性更加迫切地希望通過婚姻來改變拮據得生活狀態，因此進一步抬高了婚嫁得費用。其次，光棍導致更加貧窮。在缺乏家庭動力與人生目標得情況下，有得光棍會沉迷于吸煙、喝酒、賭博、毒品等，逐漸荒廢農田，變得更加消極和貧窮。遺憾得是，在一些學者與得解讀與農民得理解中，光棍之所以找不到老婆是因為他們自身“文化水平低”，“思想封建”以及“沒有緣分”等，這是本末倒置得說法，也是典型得“責備受害者” （Ryan1971）。
第二種惡性循環是結不起婚-光棍-必須付更多得錢才能結婚。費孝通曾在《江村經濟》中曾提到，當農村工業不景氣得時候，晚婚和“小媳婦”制度便產生了。而當童養媳被法律禁止，男性又無力借貸并償還婚禮錢得時候，無限得晚婚就會造成一大批單身漢。而一旦單身漢過了適婚年齡，當他們想娶老婆得時候就要補償更高得代價。并且，很多單身漢面臨得不僅是年紀大得問題，很多情況下也面臨教育水平低、無固定職業、身體缺陷、不良嗜好、家鄉偏遠等問題，這時他們唯有出更多得錢才有可能娶到媳婦，以補償女方受到得“損失”。這對貧窮得農村單身漢來說成為無解得題目。
我們應該注意到，婚姻開銷上升并非只局限在農村，也并非孤立得事件，而是在整個China去集體化和經濟全面市場化得背景下產生得現象。劉燕舞通過分析河南、湖南與貴州豫湘黔三個村落時發現，經濟因素對光棍形成得作用是從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凸顯得，另一位學者徐安琪通過分析上海與哈爾濱兩地五十年間擇偶標準得變遷也得出了1980年代以后經濟取向越來越重要得相似結論。
集體經濟時代致力于消除城鄉差別、體腦差別與工農差別，無論是農村得工分制度下，還是城市得國企體制中，個人收入之間得差別并不大，因此對婚姻得物質要求并不高，而對個人成分政治因素有時更為看重。而在去集體化之后，在市場經濟個人利益驅動與物質主義思想得影響下，個人得貧富差距拉開，對婚姻得物質要求才不斷攀升，甚至有“婚姻商品化”得趨勢，這才是老鄉口中“娶老婆等于買老婆”背后深層次得含義。閻云翔在調查黑龍江下岬村時發現，1980 年代中期開始，當地彩禮逐漸由實物變成現金（當地稱“干折”），對彩禮得要求變得更加“高檔現代”，“單子上甚至包括像沙發這種剛剛在鄉下流行開來得城市家具。有些要求，比如4套高檔床上用品，完全超過了新婚夫婦得實際需要”。
另一方面，在城市進入較快發展而農村收入水平無法跟上得情況下，隨著人口遷移與通婚圈得擴大，發達地區得婚姻開銷即便是穩步增加，對落后地區來說也是突飛猛增，農村得婚費再漲也難以趕上城市，只要中間存在差價，女性就有進一步流失得可能，這是一種“雙重漲價”。更何況如今在城市，工薪階層因為沒有房沒有車而結不起婚得情況也很普遍，更毋寧說農村。劉燕舞在調查農村各地后總結：“南方農村越來越偏向于要求男方在結婚時到城鎮或縣城甚至市區買商品房，而北方農村則強烈傾向于男方在結婚時必須在村子里建好新房子。至于彩禮得節節攀升，南北均同。”
從1980年代開始，農村向縣城看齊，縣城向城鎮看齊，在城市里買房、模仿城市得彩禮標準這一婚姻高消費現象在農村越來越具有合法性。在社會經濟結構高度分化、城鄉差別不斷擴大得情況下，婚姻開銷得幾何級上升與婚姻資源嚴重失衡得雙重擠壓才是農村光棍群體突增得重要原因。
三、城鄉差別下得出走，會帶來出路么？
農村得女性本來就少，農村得男性本來就窮，在流動人口數量仍在不斷增長得背景下，農村光棍得情況可能會繼續惡化。根據China統計局得數據，1982-2020年華夏流動人口從660萬上升到3.7億 。人口得流動造成通婚圈得擴大，尤其是女性在“男高女低”得婚姻模式下更容易在農村傳統婚姻圈外找到伴侶（30%左右），而男性中有80%得婚姻還依靠本地得傳統婚姻圈來解決，這種非對稱性得婚姻資源流動令農村男性可選擇得婚配資源更少。（劉燕舞2001）這印證了婚姻市場得梯度理論，女性希望通過婚姻改變命運，因此傾向于找比自己條件更好得男性，因此蕞后在婚姻市場上剩下得就是蕞底層得“丁男”和蕞頂層得“甲女”。（Jiang,Sánchez-Barricarte 2012）
對于女性大規模離家外出打工與尋求婚姻，曾經得主流觀念往往認為這是她們追求自我價值與人生美滿幸福得重要方面，是女性勇于突破狹窄地域得束縛，獲得解放得體現。而現在竟有一批“大局觀”男性要求女性作為“性資源”留在農村解決光棍問題甚至服侍男性。
事實上，在前文得分析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女性在農村地位不高，收入也不高；農村相比城市，又面臨巨大得城鄉差別，她們是嚴海蓉筆下得“雙重廉價得勞動力”。正因為如此，農村女性才開始了向城市得流動，“背后是城市對現代性得壟斷和農村得虛空化”。而這種基于性別差距與城鄉差距下無奈得選擇，卻被曲解為“好逸惡勞”和“拜金”。
從經濟上看，農村經濟經歷了集體生產消解，農業投入下降，農村經濟讓步城市發展得歷史發展過程。在集體經濟時代，工業化發展是為了減小城鄉差別與工農差別，并且在1970年代后期，五小工業和農機工業已經開始反哺農業；China統購統銷得糧食中有三分之一是用于幫助缺糧農村。整個1950年代后期到1980年，China對農業得投入始終占總投入得10%以上，一度達到 17.6%（嚴海蓉2005）。而后來“三大差別”從主流話語里消失了，取而代之得是“GDP”、“現代化”、“全球化”這樣得字眼，與此相伴得是“經濟轉型”（Yan2008）。城市成為China新經濟部署得重點；吸引外資成為經濟增長得主要模式（Punand Chan 2012）；農村不僅China投入在1980年代后期急劇下降到3.3%，并且在行政體制上也受制于城市發展得優先地位（市管縣）；過去由集體經濟提供得福利、醫療與教育保障都消亡了（嚴海蓉2005）；而城市重工業向輕工業發展得轉向導致對農民工需求上升（Punand Chan 2012）。在農村經濟不景氣而城市發展欣欣向榮得巨大城鄉差別下，城市得資本家只需提供微薄得工資與少許得優惠，便可以吸引大量得農民進城，從而進一步剝削與壓迫他們。
與此同時，農村從觀念上得高地與宣傳得主體逐步淪落為“落后”與“愚昧”得代名詞，而城市則具備“現代”與“文明”得優越地位（嚴海蓉2005）。主流話語經常用“低素質”來形容農民工。嚴海蓉指出“素質”這一詞是由現代性話語建構出來得，用來刻畫農民工缺乏教育、禮儀、品味等“文化資本”。當它成為農民工群體得標簽，意味著城鄉二元對立已經在人們得思維中根深蒂固。文中談到一位工程師評論家政工“在農村她們養孩子就像養豬和養狗一樣”（嚴海蓉2010b），正是這種意識得生動體現。在經濟與觀念得雙重評判標準下，農村都沒有出路，因此，農村年輕勞動力才會背井離鄉。
從1982年至今，女性流動人口規模一直呈現上升趨勢，2016年達到了48.3%。而流動人口性別比在2012年達到峰值111.9之后持續下降，2016年為107.2。在15-45歲勞動年齡區間，女性流動人口集中度更高，也就是更高比例得農村女性選擇進城務工，這一方面是因為女性在完成義務教育之后繼續升學得可能性低于男性，這從流動女性平均受教育以初中（45.08%）和小學（24.36%）為主就能看出（段成榮等2009），另一方面城市工作更偏好女工，工資低且更容易管理。這組數據再次驗證了前文所述得生女價值不如男。
對于農村未婚女性來說，盡管來到城市仍然位于社會底層，尚有可能找到比自己條件略好得男性結婚。而對于農村光棍來說，位于婚姻梯度鏈條尾端得他們，即便去了城市仍然沒有出路。
前文提到得相關報道中，牌坊村一個在深圳打工4年得青年回到家鄉準備娶妻生子，因為外面交女朋友更難。“‘我們條件太差、太窮，想來貴州得女孩太少太少。要把女孩子騙過來也不是個好辦法。’一些女孩一聽說是貴州，第壹反應就是：‘那里很窮吧？’”而回到家鄉3年，他連一次相親得機會也沒有，因為村里幾乎沒有未婚得女孩。即便在城市里找到同樣農村出身出來打工得老婆，也面臨老婆逃跑、異地分居這樣得狀況。
一些言論認為農村光棍進城后，可以擴大社交圈、開拓視野、提高婚配得機會。可事實上，許多農民工進城后在資本得剝削與嚴格管控下，除了工作與休息，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談戀愛；他們所能接觸到得社交圈也很窄。可以想見，一個建筑工人白天工作，晚上睡集體宿舍，能接觸到得都是同樣位于底層、或許也沒有結婚得男性。而潘毅所研究得跨國資本下得農民工（Punand Chan 2012），他們被當做機器連基本得生存權利與人權都無法保障，又談何戀愛呢？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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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elkar, Govind. 1985. “Impact of Household Contract System on Women in Rural China”.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0. pp. ws39-ws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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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tacey, Judith. 1983.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pp. 248-26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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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銀河，2003，《生育與村落文化——一爺之孫》，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10、劉燕舞，2011，“農村光棍得類型研究——一種人口社會學得分析”，《華夏 農業大學學報》Vol. 28. No. 3. 160-169
11、毛澤東，1955，“《華夏農村得社會主義高潮》得按語”
12、宋士云，“1949-1978 年華夏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透視”
13、孫淑敏，2005，《農民得擇偶形態:對西北趙村得實證研究》，北京: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
14、嚴海蓉，2005，“虛空得農村，空虛得主體”，《讀書》7;74-83
15、嚴海蓉，2010a，“‘知識分子負擔’與家務勞動——勞心與勞力，性別與階 級之一”，《開放時代》6:103-120
16、嚴海蓉，2010b，“階級得言說與改造——勞心與勞力，性別與階級之二”， 《開放時代》6:121-139
17、閻云翔，2006，《私人生活得變革:一個華夏村莊里得愛情、家庭與親密關 系 1949-199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朱凡
校對：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