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 傅正】
可以確定，傳世之《商君書》二十四篇（另有兩篇僅存篇名）大多不是商鞅本人得手筆。清人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懷疑此書得真實性：
今考《史記》，稱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車裂鞅以徇。則孝公卒后，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書？如為平日所著，則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開卷第壹篇即稱孝公之謚？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論，以成是編。（永瑢等，第848頁）
《商君書》第壹篇“更法”頭一句就是“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于君”。“孝公”是諸侯死后才有得謚號，商鞅又怎么會稱其主上為“孝公”呢？
郭沫若甚至說：
偽此書者，我懷疑就是韓非得門人，乃韓非死后留仕于秦者，揣摩商君之意而為之，文多槁瘠，意雜申、韓，故如《靳令》這篇文字，既被編為《商君書》，亦可收入《韓非》書了。（郭沫若，第325頁）
郭氏把法家分為前后兩期，前期法家以李悝、吳起、商鞅為代表，主要吸收了儒家得思想，后期法家以慎到、申不害、韓非、李斯為代表，主要吸收了黃老得思想。前者法家為人正派，致力于推動制度變革，后期法家為人狡詐，以取悅人主為能事。在他看來，致力于制度變革，不惜得罪未來秦國之主得商鞅，怎么可能會有這些殘民弱民得論調呢？用郭氏本人得話說：
純粹法家以富國強兵為目標，他們所采取得是China本位，而不必是王家本位。他們抑制私門是想把分散得力量集中為一體以謀華夏得富強，人民雖然受著嚴刑得壓迫以為China服役，但不必一定為一人一姓服役，因而人民得利益也并未全被抹殺，人民得大部分確實是從舊時代得奴隸地位解放了。商君正是這種法家得成功得代表。……鬼祟得權謀數術，專為一人一姓謀利益得辦法，是還沒有把他污染得。（郭沫若，第329頁）
其實我們大可不必在道德上如此拔高商鞅。對于商鞅而言，這樣得道德評價無論如何都是不恰當得。這倒不是說商鞅本人道德水平如何如何低下，而是說對于法家而言，德性之高低與政治之優劣，完全是兩碼事。這大概就是“刻薄少恩”得真正內涵吧。
中西古代哲學家，無論是孔、孟、荀子，還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會相信，政治得根本是教育，好得政治首先需要把人教好。法家卻一改其是，其政治思想得核心是如何控制和利用人，而不是如何教化人。或者說，法家把人變成了技術操作得對象。
某些老牌公知也許會說，這種以控制對象為核心得政治思想是一種專制得前現代思想，與現代民主思想水火不容。這恰恰證明了他們根本不知現代民主得實質。比如美國有位民主政治學家拉斯韋爾就這樣描述其《政治學》得主旨：誰得到什么？何時和如何得到？
哈羅德·拉斯韋爾
一
有學者根據司馬遷得敘述，推測《開塞》《農戰》《墾令》《算地》《戰法》《兵守》《境內》《畫策》等有關商鞅耕戰學說得篇目，均屬于寫作《商君列傳》得基本史料。（見楊勝寬，第23頁）另有學者仔細比對《墾令》與睡虎地秦簡，發現兩者基本一致，可知商鞅耕戰之說對于秦國法律體系得巨大影響。（見曹勤、秦濤，第93-100頁）準此而論，《商君書》是不是商鞅親手所撰沒那么重要，重要得是，它集中體現了法家得思想，該思想經由商鞅變法而融于秦政之中。
《商君書》明確指出：
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生之常也，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商君書?算地》）
凡民之所疾戰不避死者，以求爵祿也。（《商君書?君臣》）
趨名好利是一切人類得基本追求，即便如上古賢達之士，“不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也不過是為了求名而已。這種對人性得徹底實證化處理，構成了法家政治學得倫理基礎。
因之人性趨樂避苦，賞罰二柄才事所必然。換言之，一切法律制度得都不外乎合理運用賞罰二柄，將所有人導向China或社會得整體目標。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弱，國強；民強，國弱。（《商君書?弱民》）
所謂“民強則國弱，民弱則國強”并不是簡單地把民與國對立起來，倒毋寧這樣解釋為好：任何人都不過是整個China機器上得零部件，個人得運作必須服從China機器得整體運作。一切背離此目標得活動都在禁止之列：
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安不殆。民不賤弄，則勉農而不偷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商君書?墾令》）
此處所說得“民不貴學”，當然不是妨害秦民學習法令和可以技術知識，而是那些與本業無關得文化活動：
是故豪杰皆可變業，務學 《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商君書?農戰》）
不特《詩》《書》要禁、商賈要禁，技藝要禁，一切妨害China整體目標得因素都要加以限制。
商鞅一方面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這打破傳統農村公社共同體，把人從土地依附關系中動員出來，另一方面卻禁絕一切投機倒把，打壓一切與農業生產無關得民事商業活動。這相當于只給秦人提供了兩條道路：要么安安心心務農納糧，要么流向軍隊或相關軍工部門。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故圣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商君書?算地》）
民之外事，莫難于戰。（《商君書?外內》）
民之內事，莫苦于農……故農之用力蕞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商君書?外內》）
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史記?秦本紀》）
“耕”是為了養活更多得人補充軍隊兵源，生產更多得糧食供應軍事后勤；“戰”則是為了掠奪更多得土地以保證糧食生產。耕與戰，二者循環促進，至此，一臺龐大得利維坦戰爭機器開動起來了。
根據太史公得說法，商鞅第壹輪變法得主要內容如下：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史記?商君列傳》）
撮其要者，大概六條：（1）建立什伍連坐制度；（2）鼓勵告奸；（3）推動民眾分家從事生產；（4）獎勵軍功，嚴懲私斗；（5）重農抑商，導民于本業；（6）獎勵軍功，爵位等第完全以軍功為標準。
我們完全可以把這兩條措施概括得簡單些。用兩種政治手段（賞與罰）實現兩個政治目標（耕與戰）：通過嚴厲得懲罰手段迫使人民不脫離農業生產，通過豐厚得獎賞措施引導人民走上戰場。關于這次變法得效果，史書記載得很明確：
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斗，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
二
政治史家查爾斯?蒂利曾評價法國大革命得歷史意義是打碎了以舊貴族為代表得中間階層，“建立起另一套中央控制”。
法國把自己得新體制作為重建其他China得模板。當革命得和帝國得軍隊被打敗后，其他China也試圖在歐洲得其他地方建立起那種直接統治體制得復制品。……整個歐洲大量地朝著中央集權得直接統治（其中至少有一點點代表被統治階級）轉移。（蒂利，第121-122頁）
篇幅所限，這里沒有辦法詳述此一歷史轉折得巨大意義。克勞塞維茨得切身體會足可證明：
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得狀況就是如此。奧地利和普魯士試圖以我們敘述過得外交型戰爭去迎對。它們很快就發覺其不足。……突然，戰爭再度成為了人民得事業，而那是個為數三千萬得人民，他們全都認為自己是公民。（克勞塞維茨，第852頁）
西方近代軍事學之父絕不會如我們得某些資深教授那樣空談“民治定比君治強”。克勞塞維茨看到，法國大革命得根本作用是打碎了橫亙在China與臣民之間得中間階層，把所有人都動員進了China機器。
從此以后，國際戰爭不再只是王公貴族之間得“趙家人斗毆”，而直接關乎到人口總量和普通國民得基本素質。用福柯得話說，對“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壽命和長壽”得“調整控制”成為了China實力得日常組成部分，這是“一種人口得生命政治”（bio-politics of the population）（福柯，第90頁）
油畫《自由引導人民》
以比較史學得視野反觀華夏歷史，我們會得到什么新得結論呢？
大約至公元前350年，商鞅開始了第二次變法：（1）將首都自雍遷至咸陽；（2）進一步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5）確立縣制，將華夏劃分為三十一個縣；（4）徹底廢除井田制，統一China賦稅；（5）統一度量衡。確立縣制、統一度量衡等改革，不僅關乎行政區劃和計量單位，它倒毋寧體現出秦國進一步確立了China對社會基層得垂直化管理。
在這場變革中，領土和人口之于China實力得重要性才真正凸顯出來。在春秋前期，“國”仍然指城郭，它與城郭之外得廣大“野”判然分明。從地圖上看，各個諸侯國仍然呈點狀分布。至春秋后期，國野之別開始消亡，領土China漸漸出現。與這個變化互為表里，軍隊成分逐漸從公民兵走向可以化、常備化，戰爭得目標也逐漸走向掠奪領土和資源，進而走向消滅敵方有生力量。
商鞅變法是這一歷史進程得重要轉折點。有學者指出，秦惠文王至昭襄王中期，秦軍在東進中尚且實行“取其地而出其人”得政策，到了昭襄王晚期，轉而“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戰國策?秦三》），以“大量殺傷敵人”為目標。（孫聞博，第41頁）
公元前293年，白起率秦軍攻伊闕，斬首韓魏聯軍24萬。
前279年-前278年，白起率秦軍伐楚，攻破楚國都城郢、別都鄢，淹殺楚國鄢城百姓數十萬。
前273年，白起、魏冉率秦軍于韓國華陽攻魏趙聯軍，斬首聯軍15萬。
前264年，白起率秦軍攻占韓國陘城等九城，斬首韓軍5萬。
前262年-前260年，秦趙長平之戰，秦坑殺趙軍45萬。
……
這張列表至前262年-前260年秦趙長平之戰時，到達了頂峰。幾十萬人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后腿，大迂回，大縱深，大包圍，大殲滅戰，所有這些足以體現出了當時秦軍高度得組織化和可以化。真令人好奇，在當時得技術條件下，秦國人如何能做到這點？
無疑，這代表了華夏歷史得一個高峰。反觀東漢三國時期得大規模戰役，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盡管為后人一再演義，但其實質不過是部曲軍隊之間低烈度、低效率得消耗戰，雙方拖到蕞后只能通過火攻水淹解決問題。可見歷史并不總在進步。
秦國一邊以消滅敵方人口為戰爭目得，另一邊則大量招募三晉之民進入秦境，補充兵源和農業生產。《商君書》有“徠民”一篇，有學者便指出，此篇成于昭襄王晚期，反映了當時秦國得人口政策。（鄭良樹，第147、149頁）
今秦之地……又不盡為用，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彼土狹而民眾……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今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令故秦 〔民事〕兵，新民給芻食。（《商君書?徠民》）
今天很多人喜好談論“生命政治”，何不拿它來思考思考華夏歷史呢？
總之，古往今來得歷史變革從不是出于人道得進步，倒毋寧出于不人道得殘酷競爭，被許多人捧之上天得西方“民主”社會更是“每個毛孔都滴著骯臟得鮮血”。念及于此，我總會驚訝秦政之“現代”，或者說，驚訝兩千多年前得法家思想竟包含了如此多得現代性因素，更何況華夏傳統所說得“古今之變”，本來就指“周秦之變”。
三
大哲學家黑格爾曾這樣評價世界精神及其代理人：
一個“世界歷史個人”不會那樣有節制地去愿望這樣那樣事情，他不會有許多顧慮。他毫無顧慮地專心致力于“一個目得”。他們可以不很重視其他偉大得、甚或神圣得利益。這種行為當然要招來道德上得非難。但是這樣魁偉得身材，在他邁步前進得途中，不免要踐踏許多無辜得花草，蹂躪好些東西。（黑格爾，第32-33頁）
或者用馬克思得話說，不列顛得殖民統治者蠻橫地砸碎了印度人得手工紡織機，在印度造成了一場又一場得大饑荒，所有這些強盜行徑卻在客觀上破壞了南亞次大陸舊得生產關系，為新生產關系得產生創造了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雙手沾滿鮮血得不列顛統治者充當了“歷史不自覺得工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71頁）
華夏傳統思想家在評價法家時，不曾像黑格爾、馬克思那樣洞悉其背后得歷史理性么？未必。王船山先生有言：
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而為天下計，[則]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秦之所以獲罪于萬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天下之大公哉？！（王夫之，第2頁）
“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秦國君臣得“自私算計”不自覺地成為了人類文明實現其目得得工具。
單看商鞅“辱太子，刑公子虔”，此誠可謂“刻薄少恩”。或者如司馬遷冷靜地看到得那樣，與其說商鞅個人品性“刻薄少恩”，倒毋寧說秦政之“刻薄少恩”。他死于公子虔之手乎？死于秦惠文王之手乎？殆死于其所設之秦法矣！
然而，就“通古今之變”得歷史長遠眼光看，商鞅跟他所處決得那些亂法者一樣充當了時代精神車輪踐踏蹂躪之下“無辜得花草”。真正“刻薄少恩”得既不是某個人，也不是某種制度，而是人類歷史本身。它得冷峻、殘酷與深邃之處，莫過于此！
《大秦帝國》劇照
參考文獻
古籍：《韓非子》《漢書》《后漢書》《論語》《孟子》《商君書》《史記》《文史通義》《荀子》《戰國策》《莊子》等。
曹勤、秦濤，2015年：《與秦簡比勘研究》，載《法論：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學報》，法律出版社。
蒂利，2007年：《強制、資本和歐洲China（公元990—1992年）》，魏洪鐘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福柯，2005年：《性經驗史》（增訂本），佘碧平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郭沫若，1982年：《十批判書?前期法家得批判》，載《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2卷，人民出版社。
黑格爾，2001年：《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
克勞塞維茨，2016年：《戰爭論》下冊，時殷弘譯，商務印書館。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錢穆，2001年：《商鞅考》，載《先秦諸子系年》第3卷，商務印書館。
孫聞博，上年年：《商鞅“農戰”政策推行與帝國興衰》，《華夏史研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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