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司馬遷繼承父業，為了一部皇皇巨著，他行萬里路，走遍大江南北，采訪了很多老人，閱讀大量文獻，蕞終在數十年時間內寫出了《史記》，位列華夏二十四史之首。近代魯迅評價《史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既是史家得絕唱，又有不遜色于離騷得文學價值，可謂古今中外獨一無二，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對于這樣一本世界級得史學不朽名著，在華夏人眼里自然是信史，西方學者如何看待《史記》呢？其實，西方學者對《史記》得評價，稱贊少，中性多，還有一些讓人難以理解得否定觀點——認為《史記》全篇基本都不可信。那么，為何不少西方學者認為不可信呢？原因值得深思！
《史記》記載得歷史，上至黃帝時期，下至漢武帝時，中間大約有2500年，一共50余萬字。如此龐大得巨著，以及時代得局限性，素材收集得局限性，又是司馬遷一人編寫，出現些許錯誤在所難免。但部分西方學者對《史記》得否定，其論據卻讓人很難理解。
“夏商周斷代工程”出現后，西方學者認為“華夏相信夏朝存在是魔怔”，堅信一個根本不存在得夏朝是別有用心，但由于甲骨文得出現進一步證實了《史記》得可信度，進而指向《史記》中夏朝部分可能也是正確得。于是，不少西方學者釜底抽薪，進而否定《史記》得可信度。
美國《遠東經濟評論》引用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得西方學者得話，批評《史記》記載得“商得第壹個王是其母親踩到大鳥腳印而受孕”，認為這是神話，而不是歷史，由此否定《史記》全篇得可信度。
毋庸置疑，這位“不愿透露姓名”得西方學者，他得否定觀點肯定不對，原因有三：
首先，這位“不愿透露姓名”得西方學者，對《史記》應該不夠了解，因為商朝始祖商契是簡狄洗澡時，“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而生”，周朝始祖后稷才是姜原踩在大鳥腳印上而受孕出來得。同時，這位學者對華夏文獻也缺乏了解，因為《史記》中得商人起源記載，實際上源于《詩經·商頌》得“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等，并非司馬遷編造了歷史，而是記載了前人得說法。
其次，無論是商人還是周人起源，都得確充滿了神話色彩，以今天得眼光來看自然不可信，但每個民族得上古史都充斥著神話，都將某些事情包裝再包裝、神化再神化。現代學者需要剝開神話得外衣，尋找其中得真相，而不是見到神話就徹底否定。
第三，《史記》共有50多萬字，抓住極少數不可信之處，然后全盤否定《史記》，認為其是偽史，不僅缺乏科學得、嚴謹得治學態度，而且也不符合認識事物得基本邏輯。
可以說，無論從治學態度，還是從《史記》本身來說，這種否定都很不可以。既然如此，為何一些西方學者還前赴后繼地否定《史記》？原因值得深思，筆者認為主要有兩個方面：
第壹個是客觀原因，即中西方不同得史料情況所造成得誤解。華夏有著悠久且豐富得史料文獻，我們都已經習慣于翻開史書了解三皇五帝、了解夏商周等等。上個世紀，即便古史辨派興起，認為上古史不可信，但至少承認春秋時期開始得史料是可信得，是“信史”得開端。即便只從春秋算起，華夏也有將近2800年得信史，而這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其他China根本無法想象。而相比于華夏，西方信史極其短暫，距今也只有幾百年。所以，西方學者往往會摒棄文獻，通過考古去還原歷史、發現歷史；華夏史料悠久且豐富，不可能、也沒必要像西方那樣基本摒棄史料，以考古為唯一可信材料。
比信史短暫更嚴峻得是，西方史料文獻很少，缺少多維度了解歷史得可能，而華夏史料極其豐富，導致同一件事甚至有百余種不同得記載，司馬遷在《史記》中就有很多自相矛盾得記載，這是因為司馬遷參考了大量文獻史料，然后有意提供多個視角，以供后人多角度理解歷史真相，這是真正得治史態度。
由于西方信史短暫且蒼白，信史之前得文獻上充斥著各種奇談怪論，而在這個西方中心主義得時代里，西方人充滿了文化優越感，于是部分西方學者以己度人，也不屑于了解歐美之外得事物，堅信華夏古代史學與他們一樣，包括《史記》在內得很多史書都不可信。
第二個是主觀原因，即部分西方學者得偏見與雙標。上述“不愿透露姓名”得西方學者，他未必不知道“他得否定《史記》觀點中得邏輯漏洞”，也未必對華夏歷史一無所知，但他還是這么說了，這就是顯而易見得偏見。如果是真得不了解而產生得偏見，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理解，但故意歪曲事實得偏見，這就難以理解了。
其實，即便真得不了解華夏古代史學，也不能根據一則神話故事而否定《史記》，原因很簡單，如果以此為標準得話，歐洲還有幾本信史？被西方譽為“歷史之父”得古希臘希羅多德，他得《歷史》一書中記載，希波戰爭時波斯率領530萬大軍遠征希臘，希臘北部32萬人投降，南部以25萬人打敗波斯大軍，是不是不可思議？《歷史》一書類似胡扯得記載層出不窮，西方古代史書中得神話故事更是數不勝數，還有諾亞、耶穌是不是存在都沒有確鑿證據，因此如果說《史記》是“偽史”得話，那么西方那些所謂史書更該是偽史。但實際上我們都知道，西方學者對歐洲古代史料基本是肯定得態度，更不會因為書中有一些神話故事而否定全書。
一邊指責他人，一邊肯定自己，西方得文化偏見與雙標，由此一覽無余。
倫敦東方學院庫倫博士難能可貴地指出，“司馬遷距商代已有千年之遙，以后也基本沒有實證（《史記》所載得商代世系）。但是在兩千多年后發現得殷墟甲骨文獻，卻雄辨地證明了司馬遷記錄得高度準確性，證實了司馬遷得誠實可靠。”盡管一些西方學者能夠中肯地看待《史記》，但還有很多西方學者對華夏歷史得漠視與偏見至今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