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有人知道，在寒冷的冬日凌晨，有人打電話來說，自己渾身都是屎尿，需要他馬上趕到幫忙清洗身體，會是一種怎樣的辛勞？鮮有人知道，在寂靜的深夜帶著兩名女義工來到逝者家中，將遺體從樓上轉移到樓下，再護送到太平間，又是種怎樣的體驗？但這些對于高正榮來說，卻是家常便飯。

作為深圳“臨終關懷”義工服務的發起者，18年間，他一共陪同100多名病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他被稱為“夕陽天使”。“臨終的病人，他們生命最后的聲音，一直激蕩在我的心中，不曾離去。”高正榮說。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肖歡歡

“我的手機不能關機，在很多癌癥患者眼里，我就是他們最后的親人。”55歲的高正榮慈眉善目、聲音柔和，兩鬢已有了些白發。他總是很忙，在采訪的兩個多小時里，手機一直響個不停。

她想在家中離開

下午2時，高正榮準時來到鄒莉(化名)家中。對于鄒莉的家，高正榮已輕車熟路，屋子從來不上鎖，主要是防止萬一她出了狀況，義工可以隨時過來搶救她。小屋內除了一臺二手電視機，沒什么值錢的家當，衣服散亂地堆在床上。房間內光線昏暗，空氣中彌漫著一股臭味。

兩個月以來，高正榮是她見得最多的人，甚至多過了她的丈夫，而今，她已經獨自待在家里3天了。兩年前，鄒莉患上了惡性腫瘤，醫生宣布她的生命進入半年的“倒計時”。高正榮正是在那時走進了鄒莉的生活中。鄒莉在醫院，他就在醫院，鄒莉回家，他就跟她到家里。還沒來得及喝口水，高正榮就先幫她把午飯的碗筷洗干凈。因為是癌癥晚期，鄒莉身體虛弱、瘦削，頭發幾乎掉光了，她癱瘓在床，大小便不能自理，幫她翻身、擦洗身子、清洗床單，是高正榮和同伴每天都要做的。高正榮每周要來這里3次，而鄒莉的丈夫卻已經一個月沒露面了。幫患者端屎倒尿，高正榮覺得很自然，沒覺得臟和臭。

兩個月下來，高正榮已經成了鄒莉無話不談的“親人”。鄒莉沒有別的心愿，就想在家中平靜地離開，不想在醫院去世。“我不想死的時候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那樣我有些害怕。”鄒莉啜泣著說。

對于這些人的心愿，高正榮一般都會盡量滿足，但這一次，他很為難。高正榮也曾和鄒莉的丈夫私下交談過，丈夫不希望鄒莉在家中去世，因為這樣未來房子的租售都不易出手。“我很為難，畢竟這是他們的家事”，到現在，他還沒想好怎么和鄒莉說，每次到患者家中探視，高正榮至少要待4個小時，有時甚至是一天。

之前，高正榮也遇到過相似的案例，妻子得了癌癥，丈夫不希望妻子在家中去世。那時，高正榮告訴她，需要到醫院做一些檢查，一旦有什么意外狀況，醫生也方便操作。最后，女患者同意去醫院，并最終在醫院離開了，“也算是善意的謊言吧。因為她的丈夫堅持要讓她在醫院去世”。

從事臨終關懷近20年，高正榮見了太多的案例。他說，夫妻一方重病在床，伴侶逃避甚至拋棄的，不在少數。“有一位青海的女士患了癌癥，在深圳去世后，我們通知丈夫來辦后事，他不愿意。后來遺體火化了，我們前后催了半個月，他也不來領骨灰。”說起世間人情冷暖，高正榮唏噓不已。

服務癌癥晚期患者18年

2001年2月，高正榮加入深圳市義工聯。同年9月，高正榮為九運會提供義工服務到深圳火車站接送運動員時，發現了一名義工臉色蠟黃。中午吃飯的時候，只見他從四五個藥瓶子里拿出將近20片藥，就著幾口礦泉水，咕咚咕咚喝下去。高正榮上前問他怎么回事，對方卻輕描淡寫地告訴他，自己患鼻咽癌4年了。高正榮當時感到既震驚又感動，這名義工叫作張建忠。“像張建忠這樣的癌癥患者很多，他們知道自己的病很難治好，但能積極樂觀地面對疾病。也有很多患者，得知自己得了癌癥后陷入抑郁，幾個月就去世了。我當時想，要是能經常去安撫他們，他們的生活質量應該會高很多。”

另一位觸動高正榮的是“深圳十大抗癌勇士”之一的楊冬松，他是一名脊髓神經癌晚期患者。20世紀90年代，楊冬松來到深圳打工，1998年被診斷為癌癥晚期，醫生說他最多活不過兩年。2001年，高正榮見到他時，他已經癱瘓在床上，妻子也離他而去，他的父親在福建老家也身患重病，留下一個上初中的兒子。即便如此，楊冬松還是很樂觀，他利用當時剛剛興起的互聯網來開網店做生意，拼命賺錢還治病欠下的債務，并供兒子讀書。楊冬松的樂觀讓高正榮深受觸動，他每周都要花上3天去探望楊冬松，為他做按摩、陪他聊天。高正榮陪護了楊冬松整整10年，直到他去世。

2002年8月，高正榮組建了關愛探訪組，創立了深圳“臨終關懷”服務，開始專門服務貧困的癌癥晚期病人群體，由此開啟了他18年陪護晚期癌癥患者的人生。

陪100多人走完最后一程

高正榮服務的患者一般半年內就會去世，對患者進行臨終關懷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同時還需要極強的心理承受能力。關愛探訪組在2002年12月1日招募義工時，只有7人報名。“很多人一聽說要上門為癌癥晚期患者端屎端尿，陪他們聊天，說不定患者突然就死在你面前就嚇跑了。”高正榮說，在義工上崗前，他都會結合自己的多年經歷對他們進行培訓。

然而，被服務對象辱罵卻是家常便飯。

“很多患者的情緒喜怒無常，有時脾氣非常暴躁，挨罵是常態。”高正榮說，“很多患者如果沒生病，大部分是家中的頂梁柱，患病以后感覺自己沒用了，摔碗、砸東西、破口大罵等行為都是常見的。”

他將臨終病人歸結為5個階段。第一，逃避階段，覺得醫生誤診；第二，憤怒階段，“為什么是我得癌癥”，患者暴躁、發脾氣，不能接受現實，因此見人就罵；第三，接受現實期；第四，平和期，向義工、醫護人員求助，獲得心理支持；第五，臨終階段，交代遺愿，走完最后一程。

因為時而遭到癌癥患者的辱罵，臨終關懷義工也需要向人傾訴。有時團隊成員在患者家中受了氣，高正榮就要安慰他們。每隔一段時間，他都會遇到服務對象去世的情況，義工們時常會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不能自拔。高正榮說，起初每送別一位癌癥患者，他就會忍不住淚流滿面，難受好多天，但后來，他發現不能這樣，“我們的任務是讓他們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安寧而快樂。所以，我們不能沉浸在悲痛中，因為我們馬上要迎接下一位服務對象”。

為了釋放大家的壓力，每當有患者去世，高正榮都要組織大家去爬山、唱歌，釋放負面情緒。 “我是這個團隊的大家長，如果我都需要人安慰，工作都沒法開展了。前一天剛剛送走一名患者，又需要擦干眼淚笑著迎接下一個服務對象。有時壓力太大，就對著窗外大吼幾聲。”高正榮說，18年間，關愛探訪組團隊也由最初7人增長到100余人，服務各類貧困病患超過6000人，其中臨終患者超過300人，而他本人送走的患者有100多人。

讓患者“干干凈凈”地離開

“ 4月19日，星期一，早晨7∶20和7∶30，兩個年輕的生命一前一后結伴告別了我們。這天早上我還在床上，一個電話打來，一聽是游游媽媽抽泣的聲音，她說游游剛剛走了，希望我過來幫忙，我馬上翻身起床，很快搭的士去了北大醫院。剛上的士車沒兩分鐘，凡雙峰的電話又打來了，說劉芳剛剛已經去世了，讓我快點過去。”

這是高正榮的一篇陪護日記，劉芳是他接觸過“最難伺候”的服務對象，“她身材高挑，很漂亮，浙江人，直腸癌晚期，多器官擴散轉移，性格倔強”，一開始，她還住在醫院的高級病房，但兩年后便沒錢繼續住下去了，只好住普通病房。因脾氣暴躁，病房里的其他室友都被她罵走了，就連她的父母都被她罵走了。很多義工去了一次之后，再也不愿意去第二次。但高正榮明知每次上門都要被罵，但還是硬著頭皮去。

因為疾病，劉芳每天都要在床上大小便。幾乎每次進入劉芳的房間，都臭氣熏天，義工們要先放水為劉芳洗澡，把滿是糞便的衣服和被子被單先用手洗一遍。高正榮每次見劉芳的第一小時，是在她的罵聲中服務的，最后的一小時，是在她的哀求中服務的，她每天的最后一句話是，“你們明天一定要繼續來啊，我不想死在屎堆里啊”。

就在她去世的前一個晚上，高正榮又接到她的電話，說她又拉在床上了，求高正榮趕快去給她洗澡。高正榮連夜和四名義工去給她做清潔，沒想到第二天早上，劉芳已經沒有了呼吸。

“她終于沒有‘死在屎堆里’，干干凈凈地走了，這是我們最欣慰的，也是她最希望的。”高正榮經常拿劉芳的案例給隊員們鼓勁，“這么棘手的服務對象我們都能堅持，還有什么不能堅持？”

讓生命享受最后一縷陽光

高正榮是一家培訓機構的教師。他晚上和周末上課，周一到周五，他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探視患者上，這也讓他的終身大事被“耽誤”了。高正榮說，當義工19年間，雖然也見過很多女孩，別人也介紹過很多，但都因為他過于投入，很少有時間談戀愛，最后都沒有成。

有兩個女孩讓他印象深刻。第一個女孩，有一天晚上兩人約了吃飯看電影，但癌癥患者一個電話打過來讓他過去，他就二話不說趕過去了，陪了患者3個小時。女孩在約定地點等了兩個小時，打電話給他，他老實交代，在陪一名女患者。女孩怒了，“到底是我重要還是你的女患者重要”，兩人就這么吹了。

另一個女孩，高正榮和她交往了兩個多月，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女方提出高正榮必須在深圳買房。當時，女方愿意出大部分的錢，可高正榮連4萬元都拿不出來。“我跟她坦白，我也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在深圳買房。我也實在拿不出4萬元。最后就分手了。”

直到2009年2月，經別人介紹，高正榮才與一名小自己十多歲的女孩結婚。這一年，他已經整整43歲。直到現在，54歲他的女兒才上小學二年級。然而19年間，高正榮累計做志愿服務時間已有約1.3萬小時，他獲得了全國“十佳生命關懷志愿者”、廣東志愿服務“最高榮譽獎”、感動深圳十大“最具愛心人物”等數十個獎項，并獲選為北京2008年奧運會火炬傳遞火炬手。

但對于榮譽，他看得很淡。“讓生命享受最后一縷陽光才是我最看重的。”高正榮說，做臨終關懷義工，雖然辛苦，周圍的人也不理解，但也有收獲，如今，他更加懂得生命的意義和家人的重要性，“只要我還能動，我就會堅持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