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俊武習慣以60公里/小時的速度看北京。他的棉襖外套了件醒目的馬甲，騎一輛每天需要充電兩次的電動車，車尾餐箱里的食物，用來解救都市人的胃。

楊俊武停在人行道上，克制地等待燈光變換，通常需要等40秒。

時間對不同的人意義不同。對上班族來說，時間是按天計，在外賣小哥眼里，時間按分秒計。“你有新訂單啦”的機器女聲響起后，“時間滴答滴答，每一分每一秒都走在心尖上。”

楊俊武是少數愿意等待的人，他的同行以無視紅綠燈著稱。“前面沒車也一直按喇叭，油門加得死大。”馬路上留下尖利急躁的喇叭聲，惹人側目。

他們是手機屏幕里一個騎著小車的標志，離你越來越近，穿著差不多樣式的制服，連面目也相似起來。

“時間本來是為人服務的，一旦下單，顧客開始用時間來評價人、控制人。”對外經貿大學教授、中國青少年研究會副會長廉思過去一年把研究目標鎖定在快遞小哥和外賣小哥身上，“外賣、快遞小哥是服務者，也是消費者，他們被時間異化控制，倒逼全社會的緊張。”

早日成為“萬元戶”

快遞員被戲稱為“馬云背后的男人”，是“互聯網的紅細胞”。城市郊區的分揀中心每日例行吞吐，快遞員在其中進行布朗運動(布朗運動，指微小粒子表現出的無規則運動——記者注)，墻上猩紅大字寫著“多思多勞多收獲，敢打敢拼雙十一”。

“我們國家哪個城市離得了網購啊，包括農村，我們老家鄉村里都離不開網購。”一位快遞小哥說。

19歲那年，王利剛坐一輛卡車從家鄉河南許昌來到北京，路上十六七個小時，與一車腐竹作伴。10年后，他將北京生活的物品和記憶打包，坐上回鄉的綠皮車，火車剛剛啟動，眼淚就下來了。

這10年，他送貨的坐騎從單車到焊著箱子的電動兩輪車，再到三輪車，見證了快遞業的發展；從露天不定點到全天候守攤，再到標準室內驛站，他也目睹了貨量每年如潮水般的增長。

去年12月16日上午，一位山西的消費者從韓國購買了一件商品，快遞業2019年的第600億件快件誕生了。那時，王利剛已經離開傳統的快遞業，他回到北京的站點看望老同事，發現不過5個月的時間，七成的快遞員換了新面孔，老人們照舊叫他綽號“校長”。

王利剛以前負責對外經貿大學(以下簡稱“貿大”)的快遞收發，整日泡在校園，吃飯去食堂，生病了去校醫院，熟悉每棟教學樓和每間辦公室，知道哪里有沙發、哪里有熱水、哪里夏天涼快。有的老師找不到同事電話，他翻翻手機，“我這有”；遇到糾紛，就找法學教師請教。當他離開北京，孩子出生時，朋友圈有100多位老師點贊。

“我的家庭條件困難，上大學負擔更重，高三就不咋學了。”王利剛圓臉，微微發胖，臉頰總是通紅，高考落榜后，他四處尋找出路，如今倒把貿大視為母校。

家鄉的幾座工廠日夜不息地冒著煙，高中畢業后，王利剛先去了一家生產煙草的廠子，“特別封閉，枯燥，都是比你年長的人，沒有共同語言。”他聞不慣那氣味，干了不到一個月，就決定跟親戚到北京闖一闖。

“干快遞就適合農村出來的，沒見過世面的，非常鍛煉一個剛踏入社會的人。什么樣的人都能見到，好人、壞人、不好不壞的人。”一位快遞小哥談起擇業的初衷，“當然是自由呀，干我們這一行是忙，但是我們也算是自己給自己打工嘛。平時也沒人管你，想啥時候看一下手機都可以，要是在別人店里打工，那還不是一天到晚讓人盯著？”

廉思曾提出“蟻族”概念，在最新出版的《中國青年發展報告No.4——懸停城鄉間的蜂鳥》中，他又將快遞小哥和外賣小哥比作“蜂鳥”，蜂鳥顏色鮮艷，快速拍打翅膀才能懸浮空中。

在對1692份調查問卷進行分析后，課題組發現快遞、外賣小哥以環京流入的鄉鎮男青年為主，平均年齡27.62歲。他們穿著鮮艷外衣，在既有的制度設計之外，沒有社會網絡支撐，只能靠快速扇動翅膀，得以在城市生存。

王利剛從小沒離開過許昌，對北京的印象是小學課本里的天安門。第一個落腳點在五環外，他跳下貨車，心中疑惑，“這里是北京嗎？”

在貿大附近為月薪1100元的工作發傳單時，王利剛發現送快遞的月薪能有2000元。去面試，老板先問能不能吃苦，王利剛立下志向，早日成為月薪“萬元戶”。

頭一年過年，他拿回家8000元，村里人都說“這孩子不錯，挺爭氣”。薪水隨著電商興起年年上漲，2012年他給家里蓋了大平房，2015年快遞業光景好，他賺了十幾萬元。等他把車開回村里時，平時不怎么瞧得起他家的人，也隔三差五跑來說媒了。

工作時根本不知道累，哪里需要人，他就往哪里跑。后來他在貿大固定下來，種地一樣，守著自己這片田。“我的第一出發點就是賺錢。”他舉起手，向空中一指。

送快遞的朋友們喜歡在發工資那天聚會，大家都是農村出身，在城市里相互照應，多喝兩杯總要談起各種目標，無外乎與錢相關。“今年我要買輛金杯車！”有人在年初放出豪言。

“多勞多得，上不封頂，掙錢不要命。”王利剛每天7點上班，有時工作到晚上十一二點，“雙11”一個上午就要送2000單。忙的時候他就睡在三輪車里，鋪上紙箱和護膝，枕著背包，關上半扇門，腳耷拉在外面。

學校的快遞也像種地一樣分季節。4月份寄很厚的論文，6月份寄畢業證書和三方協議，七八月份招生院要寄宣傳冊。女生愛買化妝品，男生愛買電子產品。聚美優品火的時候，滿地都是它家的箱子。

有的留學生喜歡在拼多多上買手機、電視和平衡車，寄回非洲家里。他把每天幾十個寄件需求記在小本上，有時連續接兩個電話，就忘了第一個的內容。

廉思課題組的調查顯示，北京的快遞小哥平均每月工作27天，每天工作11個小時。約會、看電影都是奢望，周末只想睡覺。王利剛快30歲時，家里催他回去相親，談戀愛要異地。

快遞小哥對北京的熱愛強烈而顯著。調查顯示，70.86%的快遞小哥同意“我喜歡北京”，69.04%的同意“我關注北京的變化”，63.89%的同意“我很愿意融入北京人當中，成為其中一員”，63.94%的認為“自己為北京發展作了貢獻”，可見快遞小哥對快遞行業于北京貢獻的認可度較高。

看見單就想送

游走在北京街頭時，楊俊武比王利剛多了一重身份，父親。

賺錢的渴望是一樣的。兒子六年級，因為小時候別人送的一雙穿不下的鞋而迷上了滑冰。2022年冬奧會要帶動“3億人上冰雪”，兒子所在的小學評上了冰雪特色校，他也跟著有了機會。小楊的500米速滑成績為48秒，再練一年，滑進46秒，就能成為國家二級運動員。

楊俊武盤算著，只要孩子成為國家二級運動員，再升一級，就能留在北京上學。他對具體的政策不甚了解，但對孩子練滑冰不敢馬虎。“體育是個燒錢的行業，在俱樂部一個半小時，最低要150元到200元。”下午兩點后正是他的午飯時間，他在貿大旁的美食城里，要了一碗13元的寬面。

美食城由一個個外賣檔口組成，門外停著各色電動車，外賣小哥見面第一句問候：“干多少了？”摘下手套，他們走進溫暖的屋子短暫歇腳。

楊俊武把裹著透明膠的充電寶放在一旁，一天下來，2萬毫安的電量只剩20%。他跑一單賺7元，兒子的頭盔1000多元，流線條優美，他拿自己送外賣的幾十元的頭盔比較過，“確實不一樣，貴有貴的道理。”

他一年下來要投入五六萬元給孩子滑冰，停不下來，“孩子一出去比賽，看別人的孩子比咱的滑得好，為什么，還是咱們投資少。”

楊俊武1984年出生在甘肅隴南，家里一年到頭沒什么收入，糧食又便宜。他14歲就退學了，在縣城跟著大人擺攤賣皮鞋，干了半年多，生意不大好。經朋友介紹，他又去山里挖煤，干了兩年，掙錢多，也危險。

井下不通風，土炸藥剛炸過，洞深五六百米，楊俊武爬到七八十米高的頂上作業，冒出的煙讓他頭疼腿軟，“我當時年紀小，輕巧，出去之后趕緊喊人，工友好幾個吐了，就用土方法吃漿水面解毒。

那時他戴的普通口罩和穿的衣服都很沉，陳年的石粉在里面結痂，頭發長到肩上，一回家，家人都認不出來了。

之后楊俊武又隨朋友去西安干了3年建筑隊。他后來來到北京，從洗碗開始，到做配菜、涼菜、掌廚，在飯店做了6年。然后自己開了兩次店，一次經營不善，一次被騙，全賠了。

2008年時最慘，媳婦正懷孕，兩個人一天的生活費不到10元，楊俊武每天吃大餅卷大蔥，省點錢給媳婦做西紅柿炒雞蛋。

那時，他在五環外的清河租房，上班在三元橋，每天騎自行車回家。正趕上奧運會，晚上下班，他帶三個面袋子，路過鳥巢、水立方的時候，收塑料瓶子，用腳使勁踩扁。第二天送到五環外的收購站，一角錢一個，一晚上能掙八九十元。

5年后，他的小家恢復了元氣，攢了些錢，在貿大附近開了家川菜館子。他每天出去給周圍的大廈發傳單，生意特別好，那時網上訂餐剛剛起步，他雇了11個外賣員送餐。

隨后各大外賣平臺紛紛入場，通過補貼搶占市場，吃頓飯只要三四元，甚至免費。“受傷害的是我們商家”，補貼有一半平臺承擔，一半商家承擔。自家的送餐員也被新興的配送平臺搶走。

他發現，生意越好越賠錢，白白給平臺掙了流量。飯店實在支撐不下去的時候，楊俊武買了頭盔，正式成為一名外賣小哥。

他身子前傾，腳蹬地，發動了送餐車，冬日里萎靡的樹木在他兩側遠去，頭盔漏風，他換上了線帽。去年北京春天里的一場大風吹倒了一棵樹，奪走了一個外賣員的生命。那天他也在外面跑，感覺風也要把他吹倒。去年夏天，上海的一個外賣員在暴雨中死去，但大多數外賣員還是喜歡“惡劣天氣”，因為補貼高，訂餐量也會增加。下雪時，楊俊武就把頭盔戴上，雪水打得眼睛生疼。

一位快遞員的微信簽名是：“你只知道北京，但你不知道北京的冬天有多冷。”

超時罰錢，被投訴也會罰錢，如果接單少、取消多，完成率和準時率不達標，只能拿到部分薪水。

在線6天，單量足夠，也會有獎勵。補貼高時，楊俊武根本停不下來，每天掙好幾百元，“只要看見單就想送”，凌晨也不休息，熬得眼睛疼。

廉思課題組的學生曾經跟訪外賣小哥，后來發現壓根兒跟不動。“太快了，上樓也快。有一刻松懈就有一刻沒錢。”一位貿大學經濟的大二學生曾以為寫字樓里的樓梯間是沒人走的，后來才知道，一到飯點，外賣小哥會在樓梯上“堵車”。

他們常從學校一塊缺失的欄桿處拿外賣，人多時，外賣小哥在欄桿外排了一排，天冷，跺著腳，本來就著急，看上去更急躁了。

外賣員對時間極其敏感，沒人慢慢走，總是小跑。常送學校的人計算好在哪個紅綠燈開始打電話，能跟學生同時趕到。“就像我們經濟學里講的最優化，他們都是高手。”調研學生說。

等餐的過程楊俊武感到無聊，很想抽煙。抽了兩口，又扔下了，還有一單要送往醫院。他不喜歡去醫院，消毒水的味兒大，電梯排隊，還經常有外地人寫不清地址。

若是送高檔小區，他得敲三下門，不能過輕，也不能過重。開門的瞬間有許多可能，有人伸出腦袋說一聲謝謝，有人一言不發“啪”地關上門。“我送餐八成都是合租的，做飯不方便，都是年輕人，愛點炸雞和奶茶，也有人偷偷吃掉室友的外賣。”

他從晚上5點送到8點，8點一過，“又便宜咯”，送餐費在高峰期高一些。單價高時，他回家匆匆吃口飯，再出來工作。北京的夜晚，過于明亮的汽車燈迅速穿過黑暗，周圍無人走動，只有灰塵一般撒開的外賣小哥。

看不見的老板

王利剛在老家結婚那天，有一桌客人是快遞員，車牌號從豫A排到豫U，幾乎全村的人都來圍觀。

老婆懷孕生產前，他決定回鄭州生活，買了房，背了貸，本想通過快遞公司內部調動回去，卻不遂愿。

他和媳婦合計著開個鹵味小店，也沒開起來。王利剛得還房貸，不能閑著，看到街上跑腿的騎手是門營生，入門快、沒有學歷限制、馬上能提現，便決定加入。上午培訓兩小時，交了押金，下午就上崗了，掙了150元現錢。

這家跑腿公司業務廣泛，送東西、遛狗、陪跑、發傳單、搬貨、代排隊掛號、排網紅糕點、排售賣車位……騎手又叫“跑男”，明碼標價地售賣他們的時間。

王利剛一天能把鄭州市區跑個遍，在地圖上跑出許多折線，最能體會什么叫“時間就是金錢”。

因為趕時間，他在鄭州街頭每天都能看見大大小小的車禍，這邊一只鞋，那邊一只鞋。一位目睹了交通事故的外賣員感到害怕，怕自己就這樣死掉，孩子還那么小，他老老實實遵守了幾天交通規則，但賺的錢也少了，過了幾天，又恢復了原狀。

王利剛為了賺更多錢，加入了“戰隊”。戰隊是20多人的“跑男”群，分享哪里好接單，不會空跑，也一起做任務，團長把單分配給大家，每人要完成一定數量，戰隊才能保級。

在系統里，每個人都有等級。王利剛加入的時間短，只是個“營長”，級別越高，搶單越容易。平臺的算法復雜，戰力值、經驗值、戰隊幣，毫秒內指數級別的運算，事關“跑男”的口袋進項。

隨著跑單數目增加，王利剛又點亮了屏幕上的一枚勛章。數據會在每周、每月清零，得不停“跑”，才能贏得時間。

“看似自由，隨時上下線，不被人管，其實被系統管著。”廉思說，“你好像可以自主選擇，但一旦點擊‘開始’，系統就啟動倒計時倒逼機制。”新訂單的機器女聲，是渴望聽到又懼怕聽到的監工。

“吃飯的時候 ，看到特別大的單子，頂不住誘惑。很燙的面5分鐘吃完。”王利剛說，“你不掙的錢，有的是人去掙。”

“電腦把你設計成程序的一環，沒有情緒、不會疲勞。”廉思說，“系統沒有感情，極為苛刻，你不能有一絲懈怠。”

楊俊武每天上班，要穿著外賣平臺的衣服拍照，上傳至系統，那是他從未見過面的老板。以前，快遞小哥們不想買裝備，借工友的衣服拍照打印出來，遇到抽查就翻拍照片，后來系統不斷升級，很快就識別出這種“偷懶”。

楊俊武最煩在手機上升級系統，他總是拖到最后一刻被動更新，“以前系統定位沒那么準，可以提前點送達。現在越更新越厲害，以前500米可以點送達，現在20-30米，到商家精確到10米。”快速而又高度常規化的通信系統規范他的一舉一動。

“移動互聯網時代，通過服裝標識、定位技術和計時程序，實現了游牧式計件制工作的全天候監控。”廉思說，用時間換錢的快遞、外賣小哥失去了很多學習提升的時間，限制了更長遠的職業發展，“除了電動車駕駛技術的積累和人際交往能力的積累，很難想到他們在其他方面還有什么進步。”

2015年7月，快遞員作為新職業納入2015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職業身份首次得到官方確認。但當快遞小哥變成快遞老哥，出路并不多。

“回家開店已經很難實現階層躍升了，我們曾調查過返鄉青年的一些情況，2012年還有白手起家靠自己努力最后買奧迪買房的人，2017年以后就很少聽說了。”廉思說。他做“蟻族”研究時，看到年輕人墻上貼著“買房計劃書”，感動不已，正是每個個體向上流動的渴望，提升了中國的城鎮化率。

得到官方確認的新職業也缺乏社會保障。許多快遞、外賣小哥對保險一無所知，他們害怕生病，一是沒有醫療保障，二是耽誤收入。冬天送東西經常在冷熱間穿梭，“我們要是覺得不舒服，就會馬上吃感冒藥預防。”

都市生活擺渡人

離開北京的前夜，王利剛和廉思幾人在學校旁的咖啡館聊到夜里11點，雙方都不愿離去。他知道，過了今晚，與這座城市的聯結一根一根斷開了。

他在北京沒有生活，只有工作。“送東西時，看人家圍著桌子吃飯，或是路過飯店，里面燈火通明的熱鬧，那才是生活嘛。”

王利剛給自己定下規矩，無論能賺多少錢，過年必須回家。他不敢想象在北京過年，“對這個城市還是有陌生感”。

一位小哥提到年后要去菲律賓賺錢，北上廣深在他眼里不過是能賺錢的大城市。不少快遞小哥希望融入北京，卻感覺難以融入。僅48.23%的快遞小哥同意“我覺得北京人愿意接受我成為其中一員”，53.79%的同意“我感覺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只有26.83%的快遞小哥認同“北京離不開我”，25.47%的快遞小哥認為“自己已經是北京人了”。

“穿了這身衣服，你就不能跟人發生肢體沖突，否則直接開除走人。”王利剛說。一位快遞員下班坐公交車，即使天再冷，他也要把制服脫掉。還有人說，“我永遠不會告訴我兒子，他爸爸送過外賣”。“我剛才買水，穿的是便服，如果我穿外賣衣服，他們很可能不搭理我，或者很敷衍，這就是歧視。那些把自己生活中的痛苦、壓力發泄到外賣小哥身上的，包括很多保安和店員。”

廉思課題組發現，城市對于快遞、外賣小哥，在經濟上吸納，社會上拒斥。

楊俊武外號“老楊”，是不愿與人相爭的人。去年，他送一個凌晨兩點的單子，怕屋里有人睡覺，就先打了電話過去。結果這通電話攪了對方的游戲，那人開門就一頓橫，“打什么電話，不會敲門？”

“我心想，大半夜敲人家門不合適，我打個電話有錯嗎？”楊俊武又氣又委屈。

王利剛雖身處校園，也聽過學生出口傷人：“你永遠就是個送快遞的。”

廉思表示，從現實世界來看，快遞業本質上是進行人與人的交互和溝通的工作，屏幕兩端聯結的是現實生活中的賣家和買家、從倉庫到客戶，傳遞的是“物”，更是“情”，是社會信息傳遞和社會情緒傳輸的重要渠道，這使得快遞小哥成為城市網格化管理的有效力量。

他說，快遞小哥和外賣小哥是新型的社會關系重要節點，是關鍵少數，是發散的“路由器”。

王利剛平時跟人笑臉相迎，與客戶關系不錯，但一旦東西損壞，產生利益糾紛時，對方馬上翻臉，他只能打苦情牌。

在訪談過程中，一位快遞小哥感慨，“快遞員就是你手腳的延伸，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手腳都要歧視，我真的不知道這個社會怎么了”。

也有溫情的時候。王利剛的同事大年初一送快遞，別人都很熱情，有人送了他100元紅包，他在群里反復訴說，感動得想哭。

前段時間北京下雪，楊俊武晚上11點送了一單外賣，轉身要走時，那位姑娘送了他一個暖寶寶，“今天遇到好人了”，他在群里說。

他的孩子滑冰時總貼暖寶寶取暖，他卻從沒用過。那天，暖寶寶貼在他的肚子上，“真的很暖”。

負責訪談的學生對快遞、外賣小哥有了新的認識，“以前我從他們手里拿外賣，就像從超市貨架上拿東西一樣。”她連續點了14天外賣，終于在某天午餐后遇到了楊俊武，和他交談的過程，讓她想到自己的父親。再點外賣時，她知道遞給她餐盒的手背后，也有鮮活的故事。

“我來的時候是一個懵懂少年，離開的時候已經是一位準爸爸。”王利剛長期背箱子，肩膀一高一低。他被請到廉思新書發布會的現場，紅著一張臉，“我的人生多了一段奇遇，被時代記錄，被社會銘記。”盡管這些年篳路藍縷，但他現在有了愛人，有了孩子，有房有車，感到知足，“這一切都是送快遞帶給我的。”

楊俊武每天跑在路上，只要出門，都能收到媳婦和兒子發來的信息，“注意安全”。他笑著攤開手機，展示一個小家的溫暖。

他20歲來北京時，從沒想過能在這待10多年，他的孩子已聽不懂家鄉方言。他還是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時，曾去天安門看升旗，坐了一晚，結果人太多，看到旗時已經升到一半。他沒想到，有一天他的同行能從天安門前風光地走過，受萬千矚目。

國慶70周年時，一輛載著“彩虹”和“家”的彩車駛來，快遞小哥、外賣小哥騎著各色電動車首次亮相群眾游行隊伍。

他們的出現成為新聞，網友在底下留下一個個點贊的拇指。這些都市生活的擺渡人，成為連接城市各個區塊不可或缺的基層力量。

會上的學者說，每一個世代都是新人類，我們與世界互動的方式沒有任何參照。

外賣和快遞小哥以自己的形象塑造城市，幻象的城市，神話的城市，抱負的城市，噩夢的城市。新職業如今吸收著巨大就業，也許將來的某一天，這個行業也會消失在時代的洪流中。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楊俊武為化名)

記者 楊杰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