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柒引發的是文化共鳴
筆者在網上讀到一篇有趣的英文文章——“Li Ziqi Is on My Apocalypse Team”（《在我的末日生存小隊中，要有李子柒》），作者是位單親媽媽。她說，像許多從未經歷過戰爭或席卷全國性大災難的人一樣，她一度認為，在“大難”來臨之時，想要保命，就要迅速囤積罐裝食物和武器。后來，她讀到一位經歷過科索沃戰爭的塞爾維亞人的文章，文中說，大難來臨時，那些囤積食物和武器的人死得最快，因為他們一定會成為暴徒攻擊的首要目標。其實，你只需要一點點能夠支撐你逃出戰場的食物，然后找個地方安頓下來，找個窩，種些食物，便可保命。這篇文章驚醒了這位媽媽，讓她認識到，李子柒這樣的人有多么重要——她可以從無到有變出一個“家”，種莊稼、做飯、建房子、做衣服……“什么，你不知道李子柒是誰？這簡直太瘋狂了，她實在是太有名了”，作者感嘆道。
李子柒的視頻走紅網絡是2017年的事了，而最近她再次掀起熱潮，則是因為關于“文化輸出”的討論。近年來，“文化輸出”這個話題持續升溫，從中國經典外譯，到諾貝爾文學獎的突破，到中國科幻連獲雨果獎，再到中國網文大舉出海，一直是眾人關注的熱點。然而，以筆者之見，“李子柒現象”與其說是“文化輸出”，不如說是“文化共鳴”——那些美麗、溫暖的影像，仿佛一只輕柔的手，緩緩撥弄起一把已經被現代都市里生活的人們放置了許久的木琴。
曾經有一部風靡美國的書，名叫《草原小屋》（其實是一個共九本書的系列），是關于19世紀70年代一個家庭如何在蠻荒環境里生活的故事，既有艱辛，又充滿了智慧、歡樂和希望。一匹瘦馬，一輛破車，拉著一家人和一條狗，在美國中西部草原上游蕩。他們不怕荒野——有時，將他們與狼群隔開的只是一床棉被；有時，媽媽會把風雪中的大灰熊誤當作自家的奶牛。他們四處安家——草原上，一堆木頭可以變成一個家；河堤上，挖出個大洞，也可以當作家；他們自給自足——要吃糖，割開楓樹皮，讓樹的甜汁流出來，稍加熬制即可；要吃飯，就自己種莊稼。在曾經的那個時代，在任何地方從無到有把“家”建起來，幾乎是每個人的必備技能。
今天，在一些美國人家里，最重要的地方可能不是廚房或臥室，而是車庫。那里不只用來存放車輛，還堆滿了零零碎碎的工具。大人和孩子們，在那里敲敲打打，是一天中最開心的時光了——小到桌椅板凳，大到電視、電腦，可能都從那個車庫里誕生。不過在現代社會，或許更多的人，特別是我們這些被塞進高樓大廈中的人們，家里并沒有那么一個“車庫”，更不知道它是用來干什么的。我們漸漸習慣許多人和許多的便利被堆疊在一起。現代都市給我們的生活提供的種種便利，一旦因為什么原因被剝奪，我們應當如何生存下去就變成個大問題了。
日本電影《生存家族》就寫了這樣的故事。生活在高樓中的一家人，每天被“囚禁”在自己能夠觸到的那一片小天地——超市、學校、公司，循環往復，對于更廣闊的世界，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欣賞。外公定期從遙遠的鹿兒島寄來的新鮮蔬菜和魚，對于習慣了超市售賣的速凍食品的一家人來說，簡直是種負擔。忽然有一天，大家認為理所當然的最重要的兩樣東西——自來水和電沒有了。于是，人們發現，其實不需要什么核戰爭、外星人入侵，只是這兩樣基本便利消失，就可以釀成令現代生活癱瘓的大災難。在這種情況下，這一家人，只好“從頭學起”，學習如何“生存”，學習一種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還好，在一番痛苦掙扎之后，他們不僅撿起了“生存的本事”，更體會到，沒有了高樓大廈、店鋪商超，沒有了一眼望不到頭的貨架上花花綠綠、林林總總的貨物，生活反倒因為簡單而變得安然、實在。
有兩位哲學教授合寫了一本小書《所有閃耀的東西》（All Things Shining），書中提到，“當代人面臨的最深刻也最艱難的問題，不是我們明知正確行動的軌跡，卻無法遵循那個軌跡，而是我們似乎經常根本就不知道一個好生活的標準究竟是什么。”
離開田園久了的人，一定對那份“理所當然”有著深切的向往。在那里，事事都有著它們應有的“規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切依照時令而行。都市生活帶來便利，同時也帶來了焦慮和無所適從。林立的廣告牌、密密麻麻的店鋪，種種選擇，最終卻造成幾乎沒有選擇，因為每一種選擇，好像總不是那個對的。李子柒的影像，卻令人們——哪怕是片刻地放棄或擺脫那些選擇。在那里，沒得選擇，要做，只有一條路：要吃面包，就自己先去做一個面包窯；要蓋蠶絲被，就自己先去養蠶；要睡沙發床，就自己先去砍竹子。想必人們在觀看那些視頻的時候，會得到一種初讀《魯濱遜漂流記》時一樣的快感——一個人從無到有，自給自足。魯濱遜的故事之所以能夠風靡世界幾百年，想必主要歸功于它所傳遞的那份“自立”的精神：不依賴于他人，不局限于小環境，憑借勤奮和智慧，做自己要做的事。大到在蠻荒之地建立新的文明，小到為了給年夜飯添一道菜而親自動手制作一份味道十足的臘腸。
毫無疑問，田園生活對于疲倦了都市的人們來說，代表的是“簡單”，是安心之處。加拿大歌手、詩人萊昂納多·科恩（Leonard Cohen）在晚年時，離開燈光耀眼的舞臺，躲到山上寺廟里去生活，每日砍柴、灑掃、吃飯。過簡單的生活，便是修行。美國作家理查德·鮑爾斯（Richard Powers），原本生活在喧鬧的都市，還在世界名校任教。一天散步時，他忽然遇到一棵參天大樹，按照他的說法，那簡直就是一個“晴天霹靂”——一棵“有一個足球場那么長，有一所房子那么寬，和凱撒或是基督那么古老的樹”，在經歷了多少人世滄桑之后，依然挺立在那里。在那個時刻，他仿佛得到天啟，于是決定離開喧囂，辭去教職，去樹的世界里生活，還寫了一本以樹為主角的厚厚的書——《上層林冠》（The Overstory）。
田園，不僅是一個地方，一種生活，更是一種情緒。
有人質疑李子柒的視頻中所展示的“田園”并非真正的“田園”。不可否認，李子柒視頻中的田園，與“汗滴禾下土”的田園相去甚遠，她的田園，更像是馬洛的詩《熱情的牧羊人致他的愛人》里歌唱的那個田園：
來吧，和我在一起，做我的愛人，
在山谷、果園、丘陵、田野，
森林，或是陡峭的高山
我們一起體味所有的歡愉
我們坐在石頭上，聽
淺水邊潺潺水聲伴著
鳥兒曼妙的歌聲，看
牧人照看羊群吃草
我要為你用玫瑰做床
再配上千種芳香的花兒
我要為你編一頂花帽，
再做一件遍繡神木葉紋的長袍
再從我們自己喂養的可愛小羊身上
扯下最好的羊毛，為你做一件長裙
天冷了，再做一件襯里厚實的鞋子
鞋扣要用真正的純金
稻草和嫩藤編一條腰帶
裝飾著珊瑚和琥珀
如果這些歡愉能打動你，
請來和我在一起，做我的愛人。
又或者是葉芝吟唱的那個《湖心島茵尼斯弗利》：
我就要起身走了，到茵尼斯弗利島，
造座小茅屋在那里，枝條編墻糊上泥；
我要養上一箱蜜蜂，種上九行豆角，
獨住在蜂聲嗡嗡的林間草地。
那兒安寧會降臨我，安寧慢慢兒滴下來，
從晨的面紗滴落到蛐蛐歌唱的地方；
那兒半夜閃著一片微光，中午染著紫紅光彩，
而黃昏織滿了紅雀的翅膀。
我就要起身走了，因為從早到晚從夜到朝
我聽得湖水在不斷地輕輕拍岸；
不論我站在馬路上還是在灰色人行道，
總聽得它在我心靈深處呼喚。
可以說，無論田園詩里的田園，還是歌手、詩人、小說家眼中的田園，都不是真正的田園。因為真正的田園與都市一樣，也處處是危險、爭斗、痛苦。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倒是個描寫“真正田園”的人，他筆下的農村，當然有美好，但更多的是艱辛，這里有小小年紀的孩子被電鋸吞噬雙手，有相鄰而居的農人彼此因為圍墻的一分一毫而爭執不休……
威爾蒂（Eudora Welty）的短篇小說《旅行推銷員之死》寫到一個名叫鮑曼（Bowman，意思是“彎腰男人”）的推銷員，每日辛勞，四處推銷，一次在深山里偶遇一個特別的家庭，一對強健的夫婦，過著簡陋卻充滿生命力的日子，與他們相比，他的生活簡直毫無意義，更令他嫉妒的是，那女人還懷了孩子。“他吃驚地意識到這個房子里到底有什么——婚姻，有了果實的婚姻。那件簡單的事。人人都該有的事。”但他沒有。他還要離開這里，回到他的世界。半夜里，他起身，小跑著離開這個充滿誘惑的地方。忽然，一陣心痛襲來，他死在了黑夜里。
真正地遠離塵囂，它的直接、強力，甚至殘酷、兇猛，恐怕是都市里生活慣了的人們所無法面對的。
電影《走入荒野》（Into the Wild）的原型克里斯（Chris McCandless）是一個憤世嫉俗的年輕人，他只身徒步在阿拉斯加荒野，試圖過上不受羈絆的生活。紀錄片《灰熊人》的主角提摩西（Timothy Treadwell），每年都花上大半時間去與世隔絕的自然保護區，與灰熊生活在一起。最終他們都被蠻荒吞噬。
不過，與上文中的田園或荒野相比，李子柒的世界其實要“文明”得多，也“安全”得多了。就像前文那位“末日生存”媽媽所說，因為政府推動的基礎設施建設和開發，自來水、鐵路網絡、電、5G網絡等等，使得李子柒那樣的人能夠悠閑地生活。
陶淵明或梭羅式的安貧樂道是常人學不來的，而李子柒式的自食其力、苦中作樂，倒是普通人可以效仿的。更為重要的是，或許李子柒的故事，讓許多放棄田園、盲目涌向大城市的人們能夠想起田園的美好，想起，其實幸福的生活并不在遠方，而是就在我們身邊。
（作者：王偉濱，系河北科技大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