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藏考古到隋唐考古，30多年來，張建林從未停下探索未知世界的腳步。透過一座座遺址、一幅幅壁畫，他在腦海中描摹出當時的歷史背景、社會活動。他的考古足跡，還延續到了國門之外，因為在他看來，只有了解這個世界，才能進一步知道中華文明在整個人類文明中的地位和價值。

“滴滴滴，滴——”

伴隨著很多人曾經熟悉的鈴聲，張建林從口袋里掏出了一部黑漆斑駁的老款諾基亞手機，接聽來電。在野外考古，這樣一部傳統手機是必備的，有的地方沒法充電，這種手機可以待機一個星期。這種習慣，張建林在日常生活中也保持著。

他身后的4個大書架上，擺滿了學術書籍。這些書展示了張建林的研究方向：西藏考古和隋唐考古。這位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原副院長已經退休，但單位為他保留了一間辦公室，以便他繼續完成手頭的研究項目。

“未知的東西能吸引人，讓你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累，然后還有興趣一直做。好奇心是人類的天性，對吧？”張建林閃爍的雙眼，透出對那些神秘世界的向往。

做考古有4個字，就是透物見人

“恢復高考的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我參加了高考，當時我22歲，已經在寶雞縣化肥廠當了3年工人。我的第一志愿是圖書館專業，第二志愿是考古，第三志愿是中文，因為我喜歡看書，沒想到被西北大學的考古專業錄取了。”張建林說。

畢業后，他被分配到剛剛成立的寶雞考古隊。一個偶然的機會，張建林參加了陜西省文物局的援藏普查隊。

出于對考古的熱愛，張建林在進入古城遺址前，會翻閱幾乎能搜集到的所有資料，照片也會看很多遍，“可是一旦站立在真正的遺址面前，那種驚喜和興奮還是難以自已，久久不能平靜。”張建林說。看著遺址里那些色彩艷麗的壁畫，他第一反應并不是欣賞，而是想要了解繪制壁畫的年代、背后的歷史環境。張建林說：“做考古有4個字，就是透物見人。”

30多年間，張建林入藏30多次，對西藏的了解甚至已經超過了家鄉陜西。“西藏考古是研究西藏歷史的重要途徑之一，但由于以往在西藏開展的考古工作不多，研究框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難以展開深入系統的研究。”在張建林的腦海中，西藏有一張神秘的年譜需要更多人來完善。

多點對文化遺產的敬畏心

完成西藏文物普查工作后，張建林回到陜西整理編寫相關的考古報告，同時也參加了陜西省第二次文物普查。1988年，張建林進入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被分配到隋唐考古研究室，唐代陵墓漸漸成為他的研究方向。

“2002年至2004年，我們對唐昭陵北司馬門遺址進行發掘，這所唐代建筑遺址的揭露，解決了不少重要的學術問題。”張建林說。這次發掘被評為200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目前，張建林的手頭上仍有一個持續了10多年的項目——唐陵大遺址考古調查。“十幾年來，我們對18座唐代皇帝陵、兩座祖陵和武則天母親楊氏順陵做了全面系統的考古調查、勘探和測繪，形成的基礎資料已有上千萬字，總結出了不少新理念和新方法。”

張建林認為在城市基本建設考古和文物保護工作中，應該糾正重墓葬、輕遺址，重宮殿寺觀、輕里坊等一般遺跡的風氣。

唐長安城址被緊壓在現代西安的城區之下，如何協調城市建設和文物保護二者之間的關系，最大限度做好唐長安城址考古資料的獲取和遺址的保護工作，成為一個重要問題。

“我并不反對在隋唐長安城遺址的范圍內進行城市建設，只是希望在文物保護法的框架下履行報批手續，由考古機構先行調查、發掘，堅持‘考古先行，保護優先’的原則，進行搶救性保護。”張建林說：“城市建設，還需要多點對文化遺產的敬畏之心。”

中國考古學一定要走出去

陜西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在中西交通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陜西，文化的互動交流頻繁發生、從未停止，這也為張建林的考古研究提供了走出去的機會。除了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外，張建林還有一個身份——西北大學特聘教授。張建林最初參與中亞考古，就是2011年隨西北大學王建新教授的團隊去塔吉克斯坦調查，從那以后，又幾次去吉爾吉斯斯坦考察或參加會議。

“我們想弄清楚中華文明在整個人類文明中的地位和價值，就要了解這個世界。現代考古學產生后，西方考古學家一直在做埃及考古、兩河流域考古、瑪雅考古、印度考古，所以中國考古學也一定要走出去。”張建林說。

“近年來，陜西省考古研究與吉爾吉斯斯坦科學院對吉境內一些遺址進行聯合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對楚河州內的一系列遺址開展聯合發掘和研究，尤其是紅河古城遺址。”張建林說。

紅河古城遺址位于楚河州坎特市紅河村郊外，是吉爾吉斯斯坦楚河流域重要的古城遺址，是見證絲綢之路發展軌跡的重要遺存。在吉中聯合考古隊兩年的工作中，考古學家在紅河古城遺址出土了不少陶片、磚塊和錢幣，聯合考古工作在完成第一階段合作協議后將簽署新的合作協議。

“我國考古走出國門還處于起步階段。”張建林說：“要出大的成果，還要靠下一代。除了中文和英文外，他們最少還要再學一門語言，為研究打基礎。”

張丹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