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3日，武漢宣布“封城”。就在這天，遠在4000多公里以外的我——一名來自武漢的大學生，也被送進了發熱門診的住院病房。

我1月19日從武漢返回家鄉新疆伊犁州。23日這天早晨，我間斷地咳了幾聲，因為才從武漢回來，又要過年了，為了保護自己和其他人，打算去當地醫院檢查一下。

“嗯，醫生，您好，我19日從武漢回來，今天有些咳嗽，所以來檢查一下。”

“你是武漢回來的？別動，口罩戴好，測完體溫，直接去發熱門診！”測體溫的值班醫生下意識地后退了幾步。

發熱門診的醫生依照步驟問完個人信息后，轉頭問旁邊的醫生“這是今早的演習嗎？”“不！她真是武漢回來的。”原來，在我來之前，發熱門診幾乎沒有人“光顧”。截止到1月23日10點，新疆沒有公布一例確診病例。

做完醫院規定的檢查項目，我的結果是白細胞數目增多，雙肺紋理輕度增強。醫生說，這些指標和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很相似。

明明是白天，我卻覺得天突然黑了。“聽說中老年人最易感染，我爸媽怎么辦？”“前天才見了嫂嫂，她會被我傳染嗎？一歲的小侄子會不會受影響？”……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自己一連串的“焦慮”。

護士送我去病房的路上，很溫柔地對我說：“小姑娘，你不要擔心。”我沒說話，小聲地抽泣著。“小姑娘，你只是有點像，沒有確診，甚至連疑似都稱不上。”我依然沒說話，但感覺自己的眼睛濕了。“小姑娘，沒事，這幾天我們會照顧好你的，需要啥你說就行了。”這時，我好想抱著這位護士姐姐痛哭一場。

我遵從醫囑，開始和最近接觸過我的人發信息，告知他們要觀察身體狀況。他們問得最多的就是“你為什么被隔離？情況現在如何？”我告訴他們我沒有事，只是有些咳嗽，才從武漢回來，以防萬一，所以要進行醫學觀察。其實，我至今都不知道這樣回答對不對。我小心翼翼，怕加重他們的恐慌，又怕說輕了，他們不當回事，掉以輕心。

當然，疫情籠罩之下，除了恐慌，還有真情。按照醫生的要求做了該做的事，后，我向三個人(男朋友、閨蜜和我最喜歡的老師)“坦白從寬”——我被醫學隔離了。我渴望被關心，又害怕被關心。我怕最親近的人因過度擔心而煩惱，但還好，他們一直都在，真情從未缺席。

很快，1月24日，除夕，這本該是個很美好的年吧？因為疫情，這卻成了一個特殊的年。

我過了20個除夕，這是第一個父母不在身邊的除夕，這是第一個在醫院隔離病房度過的除夕。

從我進入發熱門診隔離病房起，住進這里的患者每天都在增加。眼前的這扇窗戶，是我在病房中觀察世界唯一的眼睛。除夕的晚上，透過窗戶看去，醫護人員不停地在樓道走動，“我什么時候能出院”的聲音也不斷地傳過來。腳步聲、嘈雜聲、埋怨聲混雜著，很吵，很吵。打開電視看春晚，想找找往年除夕的感覺，巧的是，正好播到為這次疫情增加的節目《愛是橋梁》，白巖松說：“我們在過年，你們卻在幫我們過關。請記住，我們愛你們不止在今天，還在未來生命中的每一天。”突然，一陣心酸，望向桌上的巧克力，好想沖出去，送給同在隔離室過除夕的白衣天使，卻又知道，自己現在有可能是被病毒“選中”的人，還是不要連累他人了！

隔離室從嘈雜得讓我心煩，到安靜得令我恐懼。安靜的環境、寂靜的深夜，最容易讓人寂寞，讓人想家。我好想像隔壁病房的姑娘一樣，跟親人打電話訴訴傷心，我好想打電話向長輩問一聲新年好，但我沒有勇氣，在抑制不住情緒的情況下，在我知道自己隨時可能淚崩的情況下，我堅決不會讓更多的人同我一起傷心。新年前后，我掛了太多人的語音通話，我向你們說聲對不起。

后來，發熱門診的就診人員越來越多，病房快不夠用了，而我咳嗽也快好了，做了最后一次血常規，就讓我出院回家觀察了。

回家后，我被貼上“武漢大學生”的標簽，被社區一天打七八個電話“問候”。而問得最多的就是個人信息，重復問，重復收集。

我本來想著，我剛從醫院出來，被“密切關注”也好，保護我自己，也保護了身邊人。之后，陸續傳來追問“你去哪上學不好！為什么選擇武漢？”社區也規定所有武漢來的全家隔離14天。除外之外，身邊的朋友也不斷向我訴苦——被暴露個人信息的“武漢大學生”有之，被鄰居舉報的“武漢大學生”也有，甚至還有被家人嫌棄的“武漢大學生”。

其實，武漢被打上“標簽”，對于武漢真的很不公平。那里不應該是孤島，那里的人是同胞，不應該是敵人。讓你惶恐不安的是新型冠狀病毒，不是武漢人。

1月27日，我在4000公里外，聽見了武漢加油。武漢人抱團大合唱的視頻刷遍朋友圈，被焦慮情緒籠罩已久的武漢人，把吶喊聲變成了歌聲。我不學醫，不好評判做法是否正確，我只知道，一股熱流的確從心中涌出，從眼眶流出。我告訴朋友，我在武漢上學不到3年，對那里的感情，好似家鄉。這是一座溫暖的城，那里有教我知識的老師，有陪我愛我的朋友，有伸過援手的陌生人，有太多我牽掛的人，我想她痊愈。就在這一晚，我想回去上學了，敲擊著鍵盤，刷著新聞，默默關心著他，一晚上，徹夜未眠。

也是在那一天，我還處在居家隔離的狀態，晚上聽見爸爸咳嗽聲不斷，我束手無策。我安慰自己，還好他不發燒。可是晚上10點，爸爸站在我臥室門口像個犯了錯的孩子輕聲說道：“37.7℃”了。我當頭一棒，把手機重重地砸在桌子上，氣急敗壞地說道：“你給我說干嘛！我又不是醫生！你給我說有用嗎？”看到桌子上躺著的雅思書，好想撕掉他們，如果不是留在學校學雅思，是不是我就不會被定為“懷疑對象”？是不是爸爸媽媽就不會被居家觀察？如果不是一心想要出國讀研，我和爸爸或許現在都很健康？大一就有的夢想第一次開始動搖。我不得不趕緊平靜下來，問醫生怎么辦，他告訴我先觀察吧。我問他是不是如果我的最終結果沒事，那爸爸就沒有感染的可能了，醫生告訴我，如果他沒有其他接觸史，就可以這么說。這一晚，我等待“病毒核酸檢測結果”的焦急程度遠大于當年的高考。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1月28日早晨5點半。今天結果可以出來嗎？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春節過去，春天也就不遠了。

田野泗季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