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由于立陶宛不顧我國反對，堅決要以臺灣的名義設立“代表處”，我國宣布召回大使，并要求對方大使回國，形同驅逐。

從外交的角度講，召回大使是非常強烈的外交手段，是對另一方的嚴重警告，如果問題不能化解，下一步就是斷交。

我國外交部宣布召回我國駐立陶宛大使。圖片來源：視覺我國

雖然外交手段相對于經濟手段和軍事手段，有時實質損害要小，但其效用卻并不可忽視。法國幾年前發生黃馬甲運動之時，意大利副總理曾會見抗議人士。法國立即以召回大使表示強烈不滿。要知道，上一次法國召回駐意大利大使還是二戰時雙方成為交戰國。此后，意大利政府再也沒有“想見誰就見誰”。

不少讀者會對立陶宛的舉動頗為費解。這樣一個小國，怎么敢挑戰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我國的核心利益？她哪有打臺灣牌的資格和需要？而且中、立兩國相距遙遠，沒有地緣沖突，實是合則兩利。

事之反常必有妖，在我看來，應該是有如下原因。

一是執政者意識形態至上，無視本國利益和國際現實。立陶宛原來是前蘇聯的一部分，對這個體制有著雙重的反感：民族獨立和價值觀上的不認同。所以獨立后，對價值觀的強調高過普通國家。再加上這樣新生的國家缺乏外交經驗，對國際現實的殘酷性沒有充分的體會。

2021年10月立陶宛舉行國會選舉，三個小黨組成聯合聯盟，并簽訂協定。這個協定令人意外之處是強調新政府要本于價值觀發展外交政策，明確提出要支持臺灣，不僅要關注鄰近國家，還要關注全球動向。

這當然不是立陶宛不自量力這么簡單，還和她歷史上的經歷有關。

二是立陶宛奇葩的政治現實。立陶宛是和法國一樣的半總統制國家，但其制度成熟和法國相距甚遠。今天的法國總統和國會一定是來自同一黨，這樣才能避免同樣是民選的總統與國會的對立，才能有效治國。但在立陶宛，總統是無黨籍，在國會中沒有支持力量。在政黨體制下，他就是一光桿司令。他任命的總理來自國會的相對多數黨，一個在141個席位中僅拿到50席的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

也就是說總統是光桿司令，總理也是少數派執政，誰都沒有應該具有的權力。這樣的政治格局下，什么政治亂象都會發生，這個國家究竟誰說了算都無法確定。這自然給了外部勢力輕松介入的可能性。所以，假如某個政治人物被收買，或者出于自己利益或政黨利益搞點權謀爭斗，只怕是總理和總統都無力阻止。

法國歷史上曾出現過三次左右共治，即總統和國會分別掌握在不同政黨手里，總統不得不任命反動黨人選出任總理，結果嚴重損害了政府效率和內部的信任，在國際場合也損壞了法國的形象。在國際會議上，總統和總理各占一席。左右共治增加了政府運作的難度。2002年左派總理若斯潘公然感嘆：“共治時期的執政 ，真是難啊”。

法國左右共治現象，希拉克與若斯潘共同治理國家。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法國修憲縮短總統任期，然后讓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在同一年舉行，而且相隔時間只有一個月，民意不會短期內發生變化。從而確保總統和國會同屬一黨，立法和行政合一，大大提高效率。

老牌的西方民主國家法國尚且如此，更何況一個新生的立陶宛。雖然我們不知道此次的內幕為何，但這樣的制度和政治現實，不出亂子才奇怪。

三是外國因素。立陶宛從俄羅斯獨立以來，她的安全只能依靠以外國為首的北約。當外國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而讓立陶宛上第一線時，她也沒有說不的能力。

自從我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外國對華政策就由接觸為主變為遏制為主。到了特朗普時代就完全攤牌了，連偽裝都不要了。過去奧巴馬搞TPP和亞太轉移，還假惺惺表示不針對我國，現在則把我國當做頭號競爭對手。拜登為了通過國內經濟法案，也一定要打著贏得與我國的競爭的旗號，否則就難以通過。

說外國是幕后黑手，并不冤枉她。今年５月，立陶宛國會追隨外國、加拿大、英國等國，通過決議，指責我國的新疆反恐政策。一個面積只有６萬平方公里、人口只有兩百多萬的國家，竟然要關心外國關心的事，世界上還有比這更荒唐的嗎？

在這種背景下，立陶宛就有了和國際關系原理不符的舉動了：小國主動挑釁大國。當我國召回大使時，外國立即跳出來譴責，表示和立陶宛站在一起，反對我國的行動。按理說這是中立兩國的事，和外國有關系嗎？

四是歐盟因素。歐盟一直反對我國和中東歐國家之間的17+1體系，認為我國破壞了歐盟的團結。過去中歐強調合作，這個問題還不是非常突出，17國對這個體系也比較支持，認為可以向我國和歐盟雙方要好處。

但現在歐盟已經把我國當做系統性競爭對手，她對17+1體系的容忍度大幅下降，自然會采取實際行動進行破壞。簡單講，如果歐盟給予立陶宛相當的經濟好處，還是能夠收買她的。畢竟在中美歐三方中，身處歐洲、安全又依賴外國的立陶宛，只能選擇放棄我國。當然也不排除立陶宛在中美歐三方競爭加劇的情況下選邊，把得罪我國當做投名狀。

這一次歐盟的第一反應也很耐人尋味，她一方面強調這是我國和立陶宛的雙邊問題，但另一方面也強調遺憾，認為我國與歐盟成員國的雙邊關系也將不可避免地影響中歐整體關系，頗有威脅的味道。

五是我國和立陶宛經濟往來薄弱，雙方沒有制衡和穩定因素。2021年，中、立兩國的貿易額僅有2.29億美元，要知道立陶宛2019年進出口貿易額為687.4億美元！我國不過是立陶宛出口市場的第22位，是她的第10大進口來源地，而且立陶宛的進口遠超對我國的出口（從我國進口1.8億美元）。

也就是說立陶宛在17+1體系中并沒有得到多少經濟利，這也不難理解她第一個退出這個體系，而且還要拉其他國家一起退群。

不過，雙方經濟往來薄弱，也有立陶宛自身的原因。2019年我國曾表示投資她的主要港口克萊佩達港，卻引發立陶宛恐慌。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一個回報期很長的基礎設施項目有人愿意投資就已經很不錯了，可是立陶宛的反應卻是這樣，如此差的投資環境怎么能吸引我國？

最后則是俄羅斯因素。俄羅斯被立陶宛視為最大的安全威脅，我國和俄羅斯又是戰略伙伴關系，因而引發強烈反俄立陶宛的不滿。這個因素再次體現了立陶宛的外交不成熟。

另外，正如廈門大學臺研所劉國深老師所指出的，對于立陶宛這樣的小國，臺灣經營起來比較容易，相對成本不高。比如2021年，臺灣向立陶宛捐助了10萬個口罩。這只是公開出來的，幕后的交易應該更多。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立陶宛對我國的冒犯背后有很多復雜的原因，立陶宛也未必能夠改弦易轍。目前她的回應是表示遺憾，但也重申了在一個我國原則之下，追求與臺灣的“互惠關系”。外交辭令背后顯然表示還是要繼續目前的對臺政策。但我國也無需為之耗費過多精力，畢竟像立陶宛這樣不自量力的國家還是少數。

放眼國際社會，即使強大如外國者，窮盡外交、經濟和軍事手段也照樣有束手無策的時候，比如伊朗、朝鮮、古巴以及現在的阿富汗塔利班。不過我們召回大使，除了發出明確的警告外，也是向其他國家進行警示，避免出現骨牌效應，還是有很強的外交效果。

最后要說的是，我國曾經兩次召回駐外大使，上一次是召回我國駐美大使李道豫，也是為了臺灣問題。我國這兩次召回，一是針對大國，一是針對小國，從而向世界鮮明和堅定的展現捍衛國家統一和主權完整的立場，我覺的這才是我國此舉最主要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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