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經濟參考報
科教大省陜西擁有豐富的科技創新資源，但長期以來大批技術成果“沉睡”在高校院所，導致科技優勢無法有效轉化為高質量發展優勢。陜西省為此探索建立連通供需雙方的成果轉化中介機制，推動大批技術經理人全流程參與技術成果的篩選、立項、產業化等各個環節，實現了技術成果與市場需求的常態化精準對接，全力打通創新驅動的“最后一公里”。
此外，陜西省技術經理人模式正在走向規范化和專業化，已進入國家職稱序列，目前有超過60人獲得了“科技創新工程師”中級職稱。一些業內人士認為，雖然技術經理人模式初顯成效，但要打造一支專業化人才隊伍，建立技術經理人和高校科研成果之間的有效連接，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業內人士和專家建議，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高校技術轉移辦公室+技術經理人+技術經理人協會”的技術成果轉化良性機制。
適應時代要求的技術經理人
在陜西，僅西安市就擁有西安交通大學、西安理工大學等知名高校，同時我國科學院西安分院等知名科研機構也在此地。據統計，陜西省共擁有100多所高等院校、1300多家科研機構、26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創新能力強，卻存在技術成果就地轉化率不高、與市場結合不緊密的問題。陜西省科技廳成果轉化處一負責人對本報發文人說，其中一個重要“堵點”在于科技成果供給和以企業為載體的市場需求之間的脫節。一邊是眾多科研人員手握成果卻找不到合適“婆家”；另一邊是大量“嗷嗷待哺”的企業為謀求發展急需技術支持，兩者之間經常無法有效對接。
曾對高校成果轉移進行過專門調研的陜西遠諾技術轉移中心負責人王海棟認為，“家底不清、人數不足、運轉不靈”等問題是我國高校技術成果轉移普遍面臨的問題。首先各高校沒有針對科研人員的發明披露程序，對本校科研成果缺乏全面掌握，對成果價值也不甚了解，成果轉化與否全憑科研人員的意愿；二是高校專職科技成果轉化人員嚴重不足，很多大學都沒有專業技術轉移機構，由科研處承擔這一職能，這些機構往往人員和經驗不足，無法實現校內外資源對接。
與此同時，實驗室成果與產業化成果之間存在“嚴重斷檔”。實驗室成果需經過一系列的熟化過程才能成為可產業化成果，這不僅需要投入資金、建設平臺，還需要技術轉移機構或技術經理人等專業人才協同推進。實踐中，由于小試、中試等環節周期長、投資大、風險高，企業對中試過程的投入缺乏動力，導致許多技術成果無法產業化。
西安科技大市場服務中心主任王文斌說，他們在科技服務實踐中發現，要實現科技供給與市場需求的精準“握手”，除了常規性技術成果交易平臺之外，還需要一批既懂技術又了解產業的專業服務中介人才和機構，在成果轉化過程中牽線搭橋，促使技術成果“走出實驗室，走向生產線”。
技術經理人模式由此應運而生，2014年10月西安科技大市場牽頭成立了全國首家技術經理人協會，并逐步在陜西省孵化出68家具備整合科技成果轉化全流程能力的機構，培育出600多名具備資質的技術經理人。
雙向對接 讓科學家和企業家精準“握手”
作為一種新職業，陜西的“技術經理人”主要由傳統科技服務從業者轉型而來，包括企業研發設計人員、專利代理機構、律師、投資人等，他們憑借專業知識和實操經驗，深入各高校院所努力挖掘技術成果，將其中有產業發展潛力的推向市場和企業。
西安技術經理人協會秘書長毛永剛說，不同于普通中介的“一錘子買賣”，技術經理人服務范圍覆蓋技術成果轉化全流程，提供涉及市場評估、企業對接、合同簽訂、股權設計、產業化推進等眾多環節的全程服務，同時具備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法規、投融資、商業談判等基本功能。
“海歸”醫學博士后卜昕是一名國內新藥開發領域的投資人，同時也是技術經理人。2018年，卜昕促成陜西一家制藥公司與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簽訂價值1億元人民幣的燈臺葉新藥技術成果轉讓合同，目前該項目正在陜西省銅川市加緊落地。
“這個項目我跟蹤服務了一年多時間，現在還參與產業化進程。一邊是實驗室，另一邊是生產線，技術經理人要干的活兒就是讓科學家和企業家握手合作。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關鍵作用就是將科學家和企業家對技術成果市場價值和應用方向的不同理解進行合理匹配。”卜昕說。
技術經理人還能解決部分技術成果成熟度不高的問題。“高校的科研成果很大一部分都不能完全地被企業直接采用，需要對其中有產業發展潛力的部分進行重新規劃，將其轉化成為能夠符合企業要求的成熟項目，這一步也被叫作‘熟化’，這樣才能更加有效地促進供需對接。”毛永剛說。
西安理工大學副教授李鋒研發了一種新型復合材料，但苦于找不到合適的產業應用方向。技術經理人孫衛增介入后，為其規劃了“運動用品”的轉化路徑，2018年福建匹克公司以360萬元購買技術，并與李鋒團隊在西安市共同成立了生產新材料的公司。匹克公司基于該技術推出的“態極”系列運動鞋，2021年共計銷售超過500萬雙。
“相較于經紀人，經理人的概念多了一份長期經營的意味，這就需要我們和技術團隊共同成長，我自己就投入了20萬元用于這個項目的啟動。”孫衛增說，“技術經理人要以更長遠的眼光和格局，成為技術成果轉化的‘第一推動力’。”
技術經理人模式行穩致遠仍需更多扶持
由于目前許多技術經理人都是兼職身份，如促成匹克“態極”運動鞋項目的孫衛增是陜西增瑞律師事務所負責人，主要業務是承接知識產權類案件。他坦言，自己目前是用律師收入補貼技術經理人工作，不然就很難在這個行業生存下去。
“我們公司創立頭一年幾乎沒有接到轉化項目，瀕臨倒閉通過開展專利代申請業務才轉危為安。所以我們現在是兩條腿走路，既做技術轉化也做周邊服務，這樣才能保證公司運轉。”陜西遠諾技術轉移中心負責人王海棟說。
毛永剛認為，要把一項技術成果導入產業化和商業化軌道，技術經理人要長期跟蹤服務，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財力，而收益卻具有不確定性。為此需要政府部門從多方面加以扶持，如設立引導基金進行“跟投”，幫助技術經理人更好完成對項目的立項、試驗、開發等前期環節，起到減少風險和提高積極性的作用。
“按照歐洲科技經紀人的比例，每100個科研工作者中，就有4個技術經紀人。陜西有上千家科研機構、200多萬名專業技術人才，技術經紀人隊伍力量還很薄弱，人才缺口非常大。”陜西省科技廳相關負責人介紹，陜西省正在通過充分發揮專業技術轉移機構的示范帶動作用、舉辦科技經紀人培訓班、政策扶持等措施加快打造科技經紀人隊伍。
國外合作共贏模式值得借鑒
要讓技術經理人更好地發揮作用，加強他們與高校院所的對接也是重要一環，后者掌握著大量技術成果資源。但發文人在調研中發現，很多技術經理人與高校缺乏穩固聯系，獲取技術成果也必須依靠自身積累的人脈，缺乏體制和機制支撐。一些業內人士和專家認為，國外高校與技術經理人合作共贏的模式值得借鑒。
作為世界科技創新的領先國家，外國技術成果轉化的歷史經驗具有一定借鑒意義。卜昕表示，1980年外國國會通過《拜杜法案》，要求由政府資助的科研項目所屬權歸學校所有，學校則有限時推動科研成果專業化、商業化，并創造出市場價值的責任。在此之后，以外國斯坦福大學1970年設立的技術許可辦公室為模板，外國高校開始大量建設技術轉化機構，1989年大學技術經理人協會（AUTM）應運而生，并培養出一支龐大的立足高校的技術經理人隊伍。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創新總監艾荃介紹了這一模式的轉化流程：“高校師生首先將發明披露給技術經理人，由技術經理人進行全方面評估，確定是否有申請專利、商業化的價值。隨后技術經理人開始接觸公司、企業，商討合作意愿，簽署技術轉移合同，并負責后續監督市場化進程、提供咨詢服務，向大學反饋市場信息等一系列工作。”
“這一模式的核心是讓技術經理人全程參與科技轉化的全流程，讓他們和科研團隊科技轉化的目標一致、方向統一。同時以豐厚的回報換取技術經理人所提供的專業服務，包括但不限于市場評估、企業對接、合同簽訂、股權設計、產業化推進等眾多環節，為科技成果轉化流程保駕護航。”毛永剛說。
艾荃認為，技術經理人制度為外國高校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僅斯坦福大學1970年至2006年，通過技術許可辦公室就轉化出超過2600項關鍵技術，直接推動了外國硅谷發展，創造出了谷歌等互聯網巨頭。接受發文人采訪的部分專業人士認為，全美高校技術成果轉化率長期居高不下，與外國高校普遍成立技術許可辦公室，以及ATUM和各高校技術經理人發揮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
建立以高校作為主體的技術經理人協會
我國大學和科研院所在科技創新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也是提高我國技術成果轉化率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發文人在采訪中了解到，現在很多國內高校已經引進了技術經理人制度，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初步打造了“學校-學院-科研團隊”三級技術經理人隊伍，在校友企業的支持下，與第三方知識產權運營服務平臺合作共同組建了西電技術經理人辦公室，為科研人員提供“輔導-熟化/孵化-包裝-路演-對接-談判-審理”的全鏈條成果轉化服務。
針對高校自身對技術成果轉化的管理、運營能力不足的問題，卜昕建議可以在各大高校加快建立對技術成果管理和運營統一的“一室一人一件”體系，“一室”指高校技術轉移辦公室，“一人”指“技術經理人”，“一件”指技術轉移流程管理軟件及運營系統，從而構筑起技術成果管理和運營一體化的專業化流程。
有專家建議，可由高校下放權力給技術轉化部門，讓他們負責相關事務，并鼓勵他們建立更為靈活的選人用人機制。
2014年10月22日，由西安科技大市場發起倡議，在西安市科技局、西安市人社局、西安市高新區管委會等單位的支持和指導下，西安技術經理人協會正式成立。業內人士和專家建議，我國宜加快建立以高校為主體的技術經理人協會。“我國的協會可以由國內技術成果轉化做得較好的學校牽頭，各高校數據共享、資源共用，技術轉化落后的高校可以向先進高校交流學習。如果一所高校科研很強但缺乏成果轉化力量，還可以通過協會牽頭分配一些轉化任務給其他高校的技術轉移機構，并通過協會的信息網發布人才招聘需求，招聘專業技術經理人補強自身短板。”一位業內人士說。
查缺補漏 相關探索不斷走向深入
了解自身不足后，陜西省一批可提供全方位服務的技術經理人機構在加速崛起。陜西遠諾技術轉移中心自2015年成立以來，已從最初的5個人發展到目前的80多人，業務涵蓋了成果轉化過程中的專利布局、法律幫助、股權設計等各個領域。
遠諾公司負責人王海棟表示，公司目前初步建立了陜西省各大高校的科研能力和技術成果數據庫。“我們的數據庫已經細化到了陜西一些大學重點學科中骨干老師手中的技術成果，同時我們也在省內各大高新區和企業設立成果推介點，為將來系統推進成果轉化打下基礎。2021年，公司完成成果轉化合同總價值4.8億元，2021年預計合同總價值將突破6億元。”王海棟說。
此外，一些高校也正在逐步建立屬于自己的技術經理人隊伍。西安交大成立了“西安交大國家技術轉移中心”，聚集了一大批技術經理人，并梳理出2萬多項技術成果面向社會尋求合作。
“我前幾年也從事過技術經理人職業，之所以選擇到高校任職，也是看中了這里豐富的科技成果資源。現在我們定期舉辦的科技成果路演，推出一系列的技術成果，吸引了全國各地投資人。今年4月8日舉辦的科技路演上，一項離子束鍍膜技術就簽訂了2000萬元人民幣的投資協議。”西安交大國家技術轉移中心技術發展部副部長李成說。
目前，陜西省技術經理人模式探索正不斷走向深入。陜西省政府日前出臺的《秦創原創新驅動平臺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21—2023年）》提出，圍繞構筑創新創業人才高地打造的“科技經紀人”“科學家+工程師”“新雙創”三支隊伍，“我們希望通過政府主導培育一批、依托專業培訓機構提升一批、鼓勵市場化引進集聚一批等方式，建立具有專業素養、投行思維、服務意識的高水平科技經紀人隊伍，建立市場化的薪酬機制、能進能出的用人機制，加快創新供給與產業需求高效銜接，推進成果轉化。”陜西省科技廳相關負責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