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井上勝生

德川秀忠于慶長十年（1605）繼任將軍職位，接管江戶城本丸，并在該年年初接受諸大名的拜賀之禮。但是，在失去家康這一后盾后，很難說秀忠已經向世人證明自己具備成為“天下人”的實力。

因為，歷經戰國動亂的武士團的主從關系是依靠情誼、信賴關系和現實的御恩奉公（武士基于互惠建立的主從關系。御恩指主君為手下武士提供領地等利益，奉公則指武士提供軍役等）關系而建立的人格性關系。

德川秀忠的天下非常不穩

這種主從關系無法簡單地從父親手中直接繼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秀賴，無論秀吉如何費心地“再三囑托”，并讓大名反復在神佛前起誓，也沒有對秀賴繼承這種關系起到任何作用。

豐臣秀吉所建立的政權呈現出雙重構造，包含了兩種類型的武士團。一種是秀吉一手培養的家臣團和提拔的大名所組成的豐臣武士團，即豐臣“家中”；另一種則是以德川家康為首的島津、伊達、佐竹、上杉、毛利等人，他們曾作為同輩人與秀吉爭奪天下霸權，是在傳統門第上比豐臣家更有資歷的外樣大名，但他們選擇暫且服從，在秀吉統治之下形成“公儀”。

豐臣政權之所以是這種構造具有多種原因，最直接的一大原因是天正十二年（1584）秀吉在小牧、長久手之戰中敗于家康， 由此重新審視自信長以來依靠軍事實力征服全國的“天下布武”戰略，決定自己擔任關白，利用天皇權威施行天下統一。

這一新戰略的基礎就是總無事令。根據研究者的調查，以“豐臣和平令”為名的總無事令，將“天下靜謐”歸結為“睿慮”（天皇的旨意），向全國領主和大名發令，要求他們停止領地和國境紛爭，隨后九州島津和關東北條被討伐也是因為他們不顧命令擅自擴張領土。

與被困于小田原城、抵抗到最后才滅亡的北條相比，島津在秀吉軍隊進入薩摩之后隨即投降，伊達政宗也在攻取北條之際便請求謁見秀吉，在行屬臣之禮后得到原諒。也就是說，只要接受總無事令，就可以避免與秀吉直接交鋒。

與其因軍事性敗北和被占領而導致軍團解體，各大名選擇在保持一定的自立性和敵對性的同時，服從并加入秀吉政權。這樣一來，豐臣政權就獲得了作為譜代的豐臣家臣和奉“公儀”之名集結的外樣大名這兩大要素。

秀吉一邊給外樣大名賜姓羽柴，試圖將其組建為虛擬的“家中”，另一邊則將高官賜予豐臣一族的大名，使之與外樣大名抗衡，還將關白職位移交給外甥秀次，使自己從官職體系中 獨立出來，成為太閣，并為出兵朝鮮而動員軍團，最后到文祿四年（1595）秀吉又不得不肅清秀次——這些都是秀吉為克服權力的二重構造而進行的多次試錯。

文祿四年，秀吉稱秀次企圖謀反，命他切腹，秀次一族亦被處刑。關于這次肅清的原因尚無定論，多數學者認為，是親生兒子的出生令秀吉后悔將秀次立為繼任者。該事件被視為豐臣政權瓦解的關鍵。

豐臣秀吉殺豐臣秀次等于自殺

秀吉在世時以“天下人”的威懾力統合家臣，但當秀吉一族的秀長、秀保、秀勝皆因病去 世，秀次又被肅清之后，年幼的秀賴便明顯實力不足。在秀次事件之后，秀吉頒發《御掟》和《御掟追加》，數次要求作為有力外樣大名的五大老與豐臣家中的五奉行相互起誓，希望借此使二重構造如一個完整的機構般運行，并延續到下一代。

所謂大老，是輔佐將軍的非常設職位，只在重要決策時參政，地位在老中之上。一般只有一位，但秀吉在執政末期設置了六名大名（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輝元、上杉景勝、小早川隆景）輔佐年幼的秀賴，小早川在秀吉過世前病故，因而實際只有五人，后合稱他們為五大老。

秀吉臨終囑托作為“發小”的前田利家作秀賴的監護人， 又懇請以“婚禮之儀”讓秀賴成為家康的孫女婿，但這樣的遺言無法保證權力的轉讓，豐臣政權到最后也沒能克服二重構造。

通過關原之戰和大坂之陣將豐臣家殲滅并取得絕對軍事勝利的家康，也不得不面臨同樣的問題。

正如近年研究注意到的那樣，關原之戰中因統率德川譜代大名主力軍的秀忠延誤參戰，由家康率領的福島正則等豐臣系有力大名成了戰爭主力， 戰后的論功行賞增加了他們的俸祿，令他們在西國站穩腳跟， 大坂之陣也是如此。

關原之戰和大阪之陣反而令德川家康很難辦

在德川的“公儀”麾下，舊豐臣系大名成為新的大名勢力，隱藏著實力。這在元和二年（1616）正月拜謁將軍的儀式中就已經有所體現。如此形成的德川政權也具有雙重構造。從家康到秀忠，再從秀忠到家光，他們也不得不努力解決權力繼承這一課題。

然而，在家康去世之際，秀忠的起點已經和秀吉死后秀賴的情況有了幾點區別。

第一，家康在慶長十年（1605）就把將軍職位和江戶城以及關東的譜代家臣團移交給秀忠，這時距離家康去世還有十年有余，但國家政治的實權、確認和分配領地所屬的權力自然還掌握在家康手中。

在關原之戰時，秀忠率領的只有關東的譜代大名，到慶長十年為就任將軍一職而上洛之時，手下便增加了東北和甲信（今山梨縣與長野縣）的外樣大名，共率十萬或十六萬大軍。

此時，江戶開始建造諸大名的宅邸，秀忠專門正式造訪外樣大名的宅邸，與他們直接會面并贈予太刀和馬匹， 建立起人格性的主從關系，到了大坂之陣又統率這些大名參加戰斗。這當然與大御所家康的從旁協助有密切關系，秀忠通過統率德川譜代家臣團，與東國外樣大名建立主從關系，已經構建起一定的統治基礎。

第二，前述《武家諸法度》業已對武家集團的“公儀”做 出規定，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克服了人格性要素。更為重要的是，“公儀”運作的核心不再是豐臣政權時期有力外樣大名五大老的合議，而由德川譜代大名獨占。

這一點很重要，但此前沒有得到太多關注。關原之戰后家康作為“公儀”領班的地位由于“太閣樣御置目”還模糊地保留在伏見城，而秀忠在江戶城已形成幕閣。結果，秀忠得以避開五大老和五奉行圍繞“公儀”而產生紛爭的構造。

第三，豐臣家被殲滅之際，集結起來的反德川勢力便喪失了政治核心。豐臣家在慶長十六年（1611）沒有在三條誓約上署名，秀賴的官位也不是經家康執奏而授予的，因此大坂之陣就成了完全統合武士團路上的必經之處。

但這并沒有解決所有問題。以西國大名為首的外樣大名之間的矛盾、德川家內部的權力斗爭、德川家臣團中門閥譜代和新加入的出頭人之間的矛盾等等都有可能借機爆發。

第四點則是天皇、公家、寺社勢力的問題。如前所述，《禁中并公家諸法度》和《諸宗寺院法度》已經確定基本戰略， 只是還未經秀忠之手得到實際運作。

就在元和、寬永時期的政治為秀忠創造這些可能性的同時，幕府把將軍上洛一事渲染為以天皇之名的軍事動員，還通過外樣和德川本宗的改易來實現大名的轉封和再配置，并如此反復數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