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記者日前采訪外賣騎手、快遞小哥、網約車司機、電商平臺主播等新業態勞動者，他們普遍反映“工作時間超長”。專家表示——【讓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不落空”①】靈活的工時不能“靈活”了勞動者的健康權益

編者按

隨著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快遞員、網約車駕駛員、外賣送餐員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大量涌現。如何切實保障這部分勞動者的正當權益，為他們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職業環境，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日前，8部門聯合印發《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直指從業者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權益問題。全國總工會也于下發了《關于切實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意見》，推動建立健全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機制。本版推出《讓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不落空”》系列報道，聚焦新業態勞動者在休息、勞動報酬、勞動安全等方面的突出問題，旨在助力推動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進一步落實，敬請關注。

北京外賣騎手飛哥前段時間病了一場，“體力不行了”。飛哥今年45歲，做外賣騎手4年。“我見過一個騎手兄弟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甚至騎著電瓶車都能睡著。有一天他突然摔倒在路邊，被送到醫院后醫生說是疲勞過度加營養不良。”

在飛哥組建的外賣騎手微信群中，這樣的事情時常被講起。《工人日報》記者采訪了外賣騎手、快遞小哥、網約車司機、電商平臺主播等新業態勞動者，他們普遍反映“工作時間超長”“缺乏休息”。

日前，8部門聯合印發《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其中要求推動行業明確勞動定員定額標準，科學確定勞動者工作量和勞動強度。受訪專家表示，就業形態在發生改變，但保障新業態勞動者身心健康的價值取向沒有變。

一天送182單外賣得干多少個小時

182單，這是一家外賣平臺騎手榜單上北京“單王”某天的派送成績。

“這是什么概念?”飛哥感到不可思議，“就算1個小時能送10單，那得連續干多少個小時?騎得有多快?”他頓了頓說，“還真就有人做到了。”

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長期關注外賣員群體權益保障問題。該中心以北京地區外賣騎手為對象做過調研并形成2020年度報告。報告顯示，95%以上的外賣員日工作時間超過8個小時，其中每天工作時間在11小時~12小時的占比38.8%，工作時間在12小時以上的占比28.08%。

“對比2019年的調研結果，可以發現外賣員的勞動時間持續增長。”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黃樂平說。

和飛哥一樣，53歲的北京網約車司機周師傅也會提醒自己“別那么拼”。每天早上7點出車，接一波上班早高峰的單子后，他會在上午10點多回家補個覺，下午4點多接著干到第二天凌晨。

周師傅曾有過“極拼”的時候。幾年前幾大網約車平臺剛興起，他在好幾個平臺都注冊了賬號接活兒，從早上6點連續干到夜里12點以后，“整天處于不停接單賺錢的興奮狀態”。但他坦言:“這就是疲勞戰術，漸漸地就干不動了。”

三年多前，90后的小潔成為黑龍江一家公司孵化的電商主播，賣當地特產。“一場直播時長3小時起算，4小時算正常，最長的一次我連續播了12個小時。”她說，下午1點到第二天凌晨2點是黃金時段，主播除了中途上廁所幾乎不離開直播間。

長期飲食和休息的不規律讓小潔患上了胃病，離不開胃藥和益生菌。直播間之外，她還負責選品、售后等工作，“睡覺前都在手機上選品，醒來發現手機還拿在手上。”

“誰不想休息呢?都是為了掙錢”

“誰不想休息呢?”26歲的快遞小哥小郭道出心聲，“都是為了掙錢。”

今年6月，小郭從河北農村來到北京做快遞員。每天早上6點半到站點取件，晚上9點多下班，送一單掙2元。目前還是新人的他一個月掙7000元左右，有同事掙的是他的兩倍。“干得越多，掙的越多。”小郭說。

當前，計件工資是快遞員、外賣員等群體的主要工資計算方式，勞動者為了多掙工資，不得不長時間工作。“還有一些平臺規定，只有達到一定的工作量，才能拿到更高的補貼。”黃樂平說。

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發布的調研報告顯示，44.16%的外賣員每月的送單量都在800單以上。“工作時間的增長和送單量高企不下的背后，是平臺單方面降低單價，外賣配送員被迫延長工作時間以維持原來的收入。”報告指出。

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范圍看來，新就業形態對工時制度的監管以及相關制度的制定和執行，帶來很大挑戰。

“平臺利用新技術的優勢使得勞動者超長時間工作，而當前監察執法的手段和力量還沒完全跟上。”范圍說，“加上相應的法律責任沒有完全落實，平臺很難主動地去限制從業人員接單的數量或接單時間。”

日前，福建省廈門市工會勞動法律監督委員會向該市餐飲平臺發出提示函，其中有一條提示引人注目:外賣員連續送單超4小時，20分鐘內不再派單。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建議和嘗試，與此次8部門聯合發文提到的相關意見整體上是保持一致的。”范圍說。

不過，范圍也認為，這一條措施怎么落實，怎么解決平臺甚至從業者的不自主性和不自愿性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討論。

黃樂平對此表示，要解決這個問題，應該讓外賣員在工會的幫助下擁有更多的議價權。

應設定與新業態相適應的工時標準

“從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角度，應該設定相應的工時標準。”范圍認為，這個設定可以適當區別于傳統的8小時工作制，“具體在設定上需要在新業態發展和勞動者權益保障之間找到平衡。”

范圍表示，有了相應的工時標準以后，監察執法也要探索與新業態相適配的新路子。

“由于對新技術的應用，平臺對從業者的管理越來越精細。那么，監管部門能否依托這種技術，使得監管越來越精細，越來越實時?”范圍說，“比如，在監察執法中依托數字技術與平臺打通，對平臺是否存在從業者超時工作等情況進行實時監督，并且執法信息平臺能主動預警。”

“當然，要讓平臺配合，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執法機制，以及讓平臺承擔嚴格的法律責任。”范圍說。

黃樂平認為，要把保障新業態勞動者權益的措施真正落實好，需要通過法律法規的出臺。在此之前，可以通過產業工會或者平臺所屬行業協會，推動制定新業態從業者的基本工時標準。或者通過平臺和從業者簽訂合同，對工作時長等作出約定。

采訪中，受訪專家都提到一個問題:新業態工時制度和傳統工時制度的“變與不變”。

“從經濟從屬性來講，新業態勞動者相比傳統勞動者有了更多的工作靈活性。但從人格從屬性來說，二者沒有本質的區別。”黃樂平表示，“對于新業態勞動者，也要給予其應該享有的基本的勞動保障。”

范圍也持相同觀點。他認為，工時制度解決的就是勞動者健康權益保障問題。“一個人不能無休止地工作，不然不僅有損身體健康，也會影響到勞動者履行其他社會責任，比如撫育小孩、陪伴老人等。”

“制定相應的工時標準，保障新業態勞動者身心健康，這個價值取向應該是不變的。”范圍說。(記者 盧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