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1月22日 16:16:56
來源：鳳凰網(wǎng)華人佛教
編者按：“我們一生中會遇人無數(shù)，真正重要的人其實屈指可數(shù)，而李先生就是我生命中可以敞開心胸、盡情傾訴的一位長者。”得知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原負責人、顧問李家振先生安詳舍報后，中國人民大學(xué)佛教與宗教學(xué)理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溫金玉寫下近萬字長文《不以高名為念：悼念李家振先生》。
中國人民大學(xué)佛教與宗教學(xué)理論研究所溫金玉教授（圖片來源：鳳凰網(wǎng)佛教）
在開完本學(xué)期總結(jié)會的當天夜里，我就與女兒匆忙搶票趕回山西，想著趁學(xué)校放寒假，再到幾處一直想考查的寺院走走。另因太原崇善寺搭架重修，腳手架剛剛搭好，臨近年關(guān)時節(jié)，天寒地凍，無法施工，工人已放假，正好前往拍照。18日從早到晚拍攝了五處國保寺院，回到賓館打開手機，看到友人發(fā)來信息說：李家振先生在上海岳陽醫(yī)院往生。本月9日友人傳來先生在病床上的照片，曾說精神尚好，我還回復(fù)信息說，年后要去上海出差，再行探望，不想就這樣人天永隔。“太陽落下再升起，有的人，就已經(jīng)和你永訣了。”心里很是難受，一夜難以入眠……
生命難以計算，太多的離別都是猝不及防。沒有想像中的生離死別，沒有影視故事中的莊重儀式，在一個平常的夕陽西下的時分，一切都只剩下別無選擇。2020年1月18日19時05分，又成為自己生命記憶中不愿觸碰的一個時刻。
人生的路很漫長，但關(guān)鍵處卻只有幾步。同樣，我們一生中會遇人無數(shù)，真正重要的人其實屈指可數(shù)，而李先生就是我生命中可以敞開心胸、盡情傾訴的一位長者。與李先生的相識，緣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李先生主持與香港志蓮凈苑宏勛法師合作編輯出版民國系列佛教著述的工作，如三時學(xué)會編輯的韓清凈先生的唯識學(xué)著作，以及吳立民先生主編的《威音文庫》等等，我被李先生邀請參與編輯、校對工作，每周從太原來京工作二至三天，辦公地點設(shè)在安華西里一個小區(qū)里，這個編輯工作持續(xù)了幾年。這一份善緣，開啟了我與李先生近三十年的交往。
后來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組織實施國家“八五”規(guī)劃社會科學(xué)研究項目“禪宗宗派源流”，因為這是中國佛教界第一次申請到國家科研項目，中國佛教協(xié)會非常重視，趙樸初會長親自出席開題報告會，教界與學(xué)界諸多德高望重的長老與前輩參加了本課題的多次研討。當時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吳立民先生擔任課題組負責人，徐孫銘、何明棟、何云、張文良、黃君和我是課題組成員，具體承擔書稿的撰寫內(nèi)容。時任研究所副所長的李先生實際主持所里的日常工作，由此我們編寫組的后勤保障工作完全仰仗李先生的具體安排，記得我與張文良兄曾被安排在京西潭柘寺的小院中撰寫書稿，每日晨鐘暮鼓，靜心寫作，至今思來，仍然覺得是一段心無旁騖的純真歲月。課題能夠順利完成，最終成果由樸老題寫書名，由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正式出版，這背后有著李先生堅定的支援與善巧的協(xié)調(diào)。
在與李先生的交往中，有一些事給我很大的觸動，也有許多感受，如今記下來留作紀念。
首先是一份報恩情懷。李先生說他當時來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工作是由趙樸初老人提議的，樸老的母親是李先生的姨婆。對于這一份知遇之恩，李先生始終抱有一顆虔敬之心，每每提到樸老，總是以極恭敬的口吻來敘及，這與他平日里酣暢淋漓、恣意汪洋的行事風格迥然不同。在我參與的工作中有一件事印象很深，樸老的母親曾創(chuàng)作有《冰玉影傳奇》，李先生組織重新編輯排版，樸老寫有序，我有幸參加校對此序。李先生做事很認真，告訴我即使對文中的標點符號都不要馬虎。李先生還特別翻印了樸老母親的照片，記得樸老當時寫來便條致謝。李先生特別重視孝道，多次提及自己少年失父的凄苦。當時得知我母親53歲便去世、我曾日夜侍奉于病榻的情形，多次給予我寬慰。并說與人相交，首先要看這個人是否孝敬父母。他認為一個連父母都不孝的人，在人性上是有缺陷的。
我生長在山西呂梁山區(qū)，縣境內(nèi)有一名勝白龍山，古稱大萬山，明清以來是遠近幾個縣百姓朝山禮佛的皈信之所。改革開放后，政府希望恢復(fù)名勝，振興地方經(jīng)濟。當時縣長親自拿著蓋了政府大印的公函來太原找我，說知道我是做佛教研究工作的，他代表十幾萬人民求我一件事，縣里想請佛教界領(lǐng)袖趙樸初老人為此山題一“壽”字，但樸老時任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身居高位，縣里無法聯(lián)絡(luò)，拜托我為家鄉(xiāng)人民成全此事。我硬著頭皮答應(yīng)試一試，回頭只好與李先生溝通，并說明老區(qū)人民的不易與期待。李先生說每個人都有故土情結(jié)，這是報國土恩、報眾生恩的真實表達，告訴我不要焦慮，他來想辦法。后經(jīng)李先生協(xié)調(diào)，樸老給題了字，縣里將此字刻在山上，字高15.5米，寬8.5米，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單體石刻“壽”字，成為縣境一處新的人文景觀，政府在山上專為此事立碑，中央電視臺還作了新聞報道，轟動全縣。這件事讓我對“報恩”有了更廣泛的理解。
李先生對我的第二個教育是人生要保持一種勤奮向上的姿態(tài)。從認識李先生那天起，印象中的他，就是一個永不停息的“工作超人”。他主持過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工作，負責過《佛教文化》雜志的編輯與撰稿，創(chuàng)辦了古今慧海文化信息交流中心，還參與鳳凰網(wǎng)的華人佛教工作等，策劃出版了多種圖書，組織了國內(nèi)多處大型文化項目的實施等。一個人要有多大的愿力，才能始終保有這一份堅持。李先生激情滿懷，活力四射，與他相識的人，初次見面就會被感染。有些人的生命會自燃，有些人的生命需點燃。我常常想，自己就是被李先生點燃的人。
在太原工作時，我曾主持過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工作，與李先生相識后，研究所的許多工作都是在李先生的具體指導(dǎo)下展開。當時在大陸，李先生是較早涉足佛典電子化與建設(shè)佛教數(shù)據(jù)庫領(lǐng)域的先行者，他有宏大的藍圖設(shè)計與詳細的實施方案。他常常對我說，山西是佛教文物大省，自古文重法盛，留存資料也多，無論是佛寺建筑、塑像壁畫、梵唄音樂、佛典遺存、高僧大德，堪稱佛教文化的寶庫，應(yīng)把這些資料好好整理存檔，給后人留下真正的財富。由此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積極配合北京方面的工作計劃，我們專門申請注冊了“佛海編纂委員會”，成立《佛海》編輯部，并在全省設(shè)立信息員，廣泛收集各類文字與圖像資料。在電子化方面研究所曾參與出版過《五臺山》光碟。平時研究所的同事除了文獻整理，大多時間都是奔波在山間田野，調(diào)查訪談，許多資料提供給了李先生的北京中心庫。成規(guī)模的如大同上下華嚴寺、善化寺的建筑、塑像、壁畫；長治市平順縣金燈寺水陸殿內(nèi)的浮雕壁畫資料等。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與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的直接合作成果，是李先生主持的《佛教文化》雜志于1998年第4期推出。借助這一次媒體宣傳，1999年8月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又在五臺山舉辦了“中國佛教與五臺山”學(xué)術(shù)研討會，來自北京、上海和寶島臺灣的30多位學(xué)界、教界同仁相聚一處，共同探討五臺山與中國佛教的相關(guān)論題。
李先生一直強調(diào)山西佛教有兩個重點，一是五臺山，一是玄中寺。因這兩處佛教都對東亞佛教文化圈產(chǎn)生過巨大影響。對五臺山資料的整理，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與李先生的中心合作復(fù)制了“清宮所藏五臺山佛教資料”，推進了五臺山佛教與清皇室關(guān)系的研究。1998年，中國佛教界舉行“佛教傳入二千年”的盛大慶典，山西省佛教協(xié)會會長根通長老倡議重鑄五頂文殊圣像，再現(xiàn)歷史上巡禮五頂圣跡、朝拜文殊菩薩的盛況，發(fā)起成立“五臺山五頂文殊圣像敬造功德委員會”，禮聘趙樸老擔任委員會名譽主任。從工程的籌劃、協(xié)調(diào)與最終文殊圣像圓滿開光，李先生都付出太多的心血。其間工作團隊就菩薩像的樣式、尺度、材質(zhì)多次與李先生溝通商議，每次李先生都非常認真地邀請相關(guān)專家進行專題研討。我曾陪李先生、上海佛協(xié)的胡建寧先生一同赴大連佛像鑄造廠現(xiàn)場考察鑄造工程，見證了兩位先生的認真敬業(yè)與精益求精。1998年在開光之前，我負責整個開光文案工作，差不多每個月都要來北京出差，與李先生見面。陪同根通長老向住在醫(yī)院的樸老匯報工作進度時，都是通過李先生的協(xié)調(diào)與引領(lǐng)。記得根通長老見到樸老時，當面懇請樸老為五臺山五個臺頂分別題字，樸老慈悲應(yīng)允。后來樸老題字后，我來北京取字，李先生一再囑咐不要遺失，因為當時樸老身體已很虛弱，一次寫下二十五個大字，很不容易。功德委員會還請吳立民先生為五頂文殊菩薩分別題寫偈語，這些溝通工作都是在李先生的協(xié)調(diào)下完成的。特別讓我感動的是，除五頂文殊題偈外，我還為山西佛教界求請吳老題字九幅。后來有一次我和徐孫銘老師去吳老家匯報“禪宗宗派源流”一書的寫作進度時，吳老聽完匯報，竟出人意料地主動拿起筆來，為徐老師和我分別題寫一幅書法。吳老說，每次見我來京都是為寺院求字，從未給自己求一幅，今天滿我的愿。徐孫銘老師也感慨說，追隨吳老這么多年，他從未向吳老張口求字，想不到今天托福，居然心愿成就。1998年9月25日，五臺山五頂文殊菩薩圣像開光，來自我國三大語系的數(shù)千位長老、僧眾以及三萬多信眾參加了開光法會。盛況空前，千載難逢。吳立民先生代表樸老致辭，李先生率多人前來助陣。開光儀式后，吳老提議說如今功德圓滿，圣像已鑄，五臺山不僅要讓信眾禮敬有儀，也要皈心有處，建議編輯《文殊圣典》。這也是后來三年我全力編輯700余萬字《文殊圣典》的緣起。
李先生非常喜愛佛教音樂，特別介紹我與田青教授認識。有一次李先生拿著一個文件給我看，是研究所向樸老請示報告的批件，同意聘請?zhí)锴嘟淌诤臀覟橹袊鸾涛幕芯克丶s研究員，我一個無名小輩能得到樸老的批示，那時激動的心情至今難忘。也由這一因緣直接促成2000年由田青教授策劃寶島臺灣第二屆“中國佛教音樂研討會”，委托我在五臺山召集了十多位小沙彌組成“五臺山佛樂團”赴臺演出。
對于凈土祖庭玄中寺，李先生很是看重，他曾讓我看過樸老的一張便條，上面寫有應(yīng)重視玄中寺的研究，建議研究所重新編寫一本玄中寺的書的指示。從 1957 年至 1983 年，樸老先后有8次陪同日本佛教界朋友來過呂梁山這座偏僻的小寺，玄中寺成為中日佛教友好交往的一面旗幟。我曾陪李先生去過一次玄中寺，他站在樸老當年在寺里住宿兩晚的小院對我說，樸老是新中國民間外交的大功臣，我們應(yīng)該好好研究玄中寺。后來我寫了《佛教凈土宗與山西玄中寺》的小書，算是對李先生布置作業(yè)的回應(yīng)。此外對玄中寺凈土祖師的研究，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與黃河電視臺合作拍攝過《曇鸞墓塔何處尋》的電視專題片，并在《世界宗教研究》上發(fā)表過相關(guān)研究成果。因樸老的關(guān)系，李先生對玄中寺情有獨鐘，記得有一次李先生給我打電話，說曾在敦煌工作、后畢業(yè)于哈佛大學(xué)藝術(shù)史系的寧強教授回國來想找一處幽靜的小寺，住一個月修改書稿，他一下就覺得玄中寺很適合，讓我安排一下。我匯報玄中寺方丈根通會長，并按照約定日期去機場接上寧教授去玄中寺，因航班時間關(guān)系，在路上已錯過寺院開飯時間，為了不給寺里添麻煩，我便在途中一個小飯店請寧教授吃呂梁本地的風味小吃。飯后結(jié)賬離去，不想過一會兒，店里一個小伙子開摩托車追上我們的車，說飯桌座椅上有一部手機，一定是我們遺失的，記憶中好像正是寧教授的。后來打電話與李先生說此事，李先生連連贊嘆說，在這樣的世風下，老區(qū)民風依然如此純樸。
還有幾件事留存在記憶中。一次我接到李先生電話，說吳立民先生在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超煩法師陪同下來五臺山考察，要我做好接待工作。在接下來的兩天時間里我陪同吳老他們參訪了五臺山多處寺院。吳老記憶力超人，許多經(jīng)文隨口誦出，令人贊嘆。臨回住處時，站在寺院的大塔下，吳老認真地對我說，謝謝這兩天辛苦陪同，我傳你一句咒語吧，日后遇到難事可誦。可惜我當時信心不足，竟婉言謝絕。再次見到李先生時，說到此事，李先生開玩笑說我鈍根之人，剛強難化。
還有一次李先生與胡建寧老師來太原，我陪同去崇善寺、文廟、純陽宮參觀，并在文物市場中淘寶，在胡老師鑒定并建議下，我收藏了一件明末的鐵鑄藥師佛像，至今還供在我家的佛堂里，每每目及，往事歷歷。
還有一事，可以看出李先生的古道熱腸。崇善寺是明代晉王朱棡為報母恩所建，“規(guī)模宣序，儼若仙宮”，被譽為“晉國第一偉觀”，寺里保存有大量的歷史文物，其中有兩部摹本留存，第一部摹本為《釋迦世尊應(yīng)化示跡圖》84幅，第二部摹本為《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53幅。這是原在大雄寶殿兩掖長廊上繪制的兩套完整的佛教故事，可惜長廊在火災(zāi)中燒毀，這兩套摹本就更為珍貴，反映了明初的佛教繪畫風格。香港志蓮凈苑經(jīng)國家文物局與中國佛教協(xié)會批準，來山西拍攝資料時，就將兩套摹本高清拍攝，后為世人一睹法寶風采，香港方面想印行流通，當時李先生還囑咐我專門為此書寫了《釋迦世尊應(yīng)化示跡圖》藝術(shù)賞析一文。當畫冊在香港出版后，山西省宗教事務(wù)局與山西省佛教協(xié)會獲知便提出異議，指出當時拍攝時承諾只做內(nèi)部資料，不得出版流通。山西方面遂準備起訴版權(quán)事宜。李先生知道后很焦急，希望不要造成香港回歸之際，山西與香港佛教界的誤會，便打電話讓我與根通會長以及宗教局分管局長協(xié)調(diào)溝通，經(jīng)過努力此事最后和氣處理。
李先生對我的第三個教育是學(xué)會正視苦難，勇于承擔。李先生在許多人的眼里是一個睿智豁達的長者，其實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坎坷。出生于1935年的李先生，從小就生活在國破山河碎的環(huán)境中，他在84歲時曾回憶說：“我是一個已屆八十四歲的老人，自幼喪父，在祖母和母親撫養(yǎng)下長大，在陶行知先生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xué)校’環(huán)境中度過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至今已是風燭殘年，卻實實在在的是一個沒有學(xué)歷、沒有職稱、乃至沒有隸屬某個單位名下的人，我自嘲地封自己是一無所有、一無成就的‘二無老人’”。聽李先生說，他從小就靠攏進步團體，參加過地下黨組織，是真正的熱血進步青年。但他的一生卻波濤洶涌，難以安寧。曾被開除黨籍，坐過多年監(jiān)獄，甚至在“文革”結(jié)束后，他還在勞改。如果不了解他的人一見到這樣歡聲笑語常相伴的人，還以為他的人生一定是風和日麗，花團錦簇。李先生在紀念臺灣圣嚴法師的談話中曾說：“我一定會牢記‘信佛的人是樂觀的’這句話，不受世間種種逆緣的障礙，堅定正知正見的道心，盡自己的力來做事以悼念這位風雨中樂觀的行腳僧。”這樣的信念正是他的夫子自道，也是他心聲的表露。“每個人一生都會遭逢各種事情，我能做的就是坦然面對。”后來他在佛研所工作后，生活環(huán)境漸趨寧靜安樂，可1999年李先生又查出直腸癌。一般人如果遭受這樣的境遇一定會怨天尤人，抱怨命運的不公。手術(shù)住院期間，我從山西趕來探望，李先生樂觀豁達，談笑風生。他說生病可以讓自己暫時休息，順應(yīng)自然，與病為友。從某種意義上苦難是我們生命的增上緣，是來成就我們的。當時我坐在病床邊覺得還是不能完全理解這種對“苦難”的解讀。李先生提到鳳凰涅槃，說到人要對得起自己所受的苦難，就像張愛玲說，要低到塵埃里，然后開出花來。只有開出花才不辜負低在塵埃里。后來得知李先生出院的日期，我專程從山西帶一部車來京接他出院，送回北京飯店后面李先生姐姐的家里安心療養(yǎng)。據(jù)說，出院不到一個月，他就又出差了。清代名醫(yī)徐大椿自述一生說：“一生哪有真閑日，百歲仍多未了緣”。李先生也是這樣性情的人，他常說“時不我待，況且有那么多事情在等著我。”他崇尚這樣矢志不渝、精進不懈的人格精神。2014年7月7日，方立天先生病逝，李先生前來參加追悼會。追悼儀式后已近中午，我便請李先生，還有從香港趕來的中文大學(xué)學(xué)愚教授、香港大學(xué)凈因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的成建華教授一同吃飯，大家共同追憶了當年樸老派遣五比丘出國留學(xué)，同時安排了北大的季羨林先生和方先生為他們的國內(nèi)導(dǎo)師，李先生也承擔了許多溝通聯(lián)絡(luò)事宜，為五比丘的留學(xué)費用多方籌措，費盡心思。李先生回憶了許多往事，言語間非常尊重方先生，一再說現(xiàn)在的環(huán)境能如此坐冷板凳、專心做學(xué)問的人越來越少，對于方先生擇一事、事一生的情懷大為贊嘆。記得我調(diào)入人民大學(xué)不久的一個夜里，突然接到師母的電話，說方先生身體出問題了，需要馬上去醫(yī)院，我趕快打車將方先生送到北醫(yī)三院觀察治療，但因醫(yī)院床位有限，一直無法辦理入院手續(xù)，情急之下我馬上聯(lián)系李先生，知道李先生的姐夫陳敏章先生曾擔任過衛(wèi)生部部長。我清晰地記得，李先生接到電話后說：“方先生是國寶，我一定想辦法溝通，請放心。”后來很快就為方先生辦理了入院手續(xù)，背后我也不知李先生求了多少人，費了多少口舌。
2001年我來北京后，先在一個特殊部門工作，基本是全國各地搞調(diào)研，寫報告，后入職中國人民大學(xué)，課程與科研壓力山大，與李先生的見面與工作聯(lián)系反倒不如在山西時多了。而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資料整理的工作也因我的離去而停頓，沒有再繼續(xù)，至今覺得很遺憾。記得李先生對我說，山西就是一個佛教大寶盆，你不做山西佛教，去亂做其他課題，就是抱著金飯碗討飯吃。這是李先生的原話，當時不甚理解，如今卻有切膚之痛的感受。隨著工作的漸漸安定，參與李先生的活動又恢復(fù)了常態(tài)。早先參加較多的是海南三亞的海上觀音項目，許多次的論證會議與現(xiàn)場溝通，我都隨李先生參加。因我早前出版過一本觀音小書，他一直希望我寫一本觀音信仰的書，書名他也事先想好了，叫《說不盡的觀世音》，可惜我學(xué)校課程任務(wù)太重，沒有時間投入寫作。后來是由世界宗教研究所張總老師撰稿出版。無錫靈山大佛的工程，我雖然沒有直接參與，但許多資料我都參加了整理，比如對應(yīng)縣木塔模型的提供，以及相關(guān)資料的撰寫。還有靈山二期工程中九龍沐浴太子的設(shè)計，就是李先生要求我去五臺山拍攝羅睺寺里“開花見佛”木構(gòu)機關(guān)的不同角度照片，并提供相關(guān)文字說明。經(jīng)常聽李先生提到的一個情景，靈山項目負責人曾真誠地說，“原來想的是我造佛，后來發(fā)現(xiàn)是佛在造我。”通過李先生的口，這種講述給我很大的心靈震撼。后來李先生與上海龍華寺合作的《趙城金藏》的前期工作我也曾參與，常常被叫去給志工講體會、談感想，我與李先生領(lǐng)導(dǎo)的數(shù)據(jù)庫的許多工作人員至今都保持著親密的關(guān)系。
在李先生身邊呆得時間越長，越有一種沖動，就是想多聽聽他的即興講話，不拘一格，揮灑自如，電光石火，警句頻出。我曾認真說，想做他的秘書，隨時隨地記錄下他的話，以后編成一本《語錄》，成為自己生命的修行指南。常感覺與李先生見面就是一種學(xué)習，聊天就是一種進步。他在那里一坐一聊，本身就是一種精神加持。
記憶中李先生講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不論是非，只問因緣”。他認為佛法的核心是講“緣起”，如果脫離了特定的時空因緣，一切都是無所依托的推論。緣起就是一切事物或一切現(xiàn)象的生起，都是相待的互存關(guān)系和條件，離開關(guān)系和條件，就不能生起任何一個事物或現(xiàn)象。所以此有故彼有，此生則彼生。“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是非是對立的，而因緣是有相續(xù)的。違緣順緣，非一非異。這就是開悟之人之所以以病苦為良藥的見地。無善巧方便則雖遇順緣亦可變?yōu)檫`緣，反之，則違緣亦可變?yōu)轫樉墶＠钕壬诩o念樸老的一次講話中說：“因生果果生因，因果相續(xù)，直至無窮的佛法。‘萬法因緣生’，因緣所生之法，既無滅無常，又相續(xù)不斷，這便是‘花落還開，水流不斷’的意思。重開的花不是原來那朵，再來的水也不是前面那滴，但因緣相續(xù)是始終的。”所以佛經(jīng)說：“菩提為因，大悲為根本，方便為究竟。”李先生有一首打油詩曰：“佛祖深知凡夫欲，愿度眾生不辭勞，若無憂智盡方便，豈能真將煩惱拋？”相信萬法皆因緣所成，“生者必死，聚者必散”，這就是佛法正見。李先生曾在江西寶峰寺的“寶峰講壇”主講《對信仰與文化的感言》，他認為世間并不缺少信仰，只是缺少選擇。其實宗教僅僅是信仰的一部分，你可以選擇相信，也可以選擇不信，如一個不信任何宗教的普通人能夠做到“自凈其意”，其實可以完全無視宗教的存在。關(guān)鍵是你要理解萬事皆因緣所成就的規(guī)律，順緣、違緣、理解、誤解都在因緣之中，做到種善因、結(jié)善緣、生善果。
李先生還喜歡重復(fù)一句“萬法皆空，因果不空”。他認為人生一世不論有多大的名，據(jù)多高的位，存多少的錢都只是過眼云煙，但是種下的因，結(jié)過的緣，成就的果是不會滅的。佛法無多子，就是“因果”二字。在多次談話中，李先生愛講一個故事：大詩人白居易曾求教于鳥窠禪師，問何為佛法大意？禪師回答他“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居易啞然失笑：“這話誰不知道？”禪師說了一句截云斷霧的話：“三歲孩兒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人們通常有一習慣，總是幻想吃最少的苦，走最短的路，獲得最大的利。其實有如是因，才會有如是果。沒有耕耘，那來收獲。佛說：“我為世間主，能與眾生一切利；說法除諸惑，信受奉行獲安樂。”佛法雖好，關(guān)鍵我們要去奉行。《西游記》中唐僧師徒的密意在于有西天可去，有真經(jīng)可取，他們不是靠佛菩薩的慈悲賜經(jīng)，也不依靠孫悟空十萬八千里的筋斗，依靠的是九九八十一難的磨礪，憑借的是千山萬水的一路西行。堅信只要邁開腿，前方就會一定到達。人生的路，每一步都算數(shù)，別人無法替代。《易經(jīng)》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積德雖無人見，善惡自有天知。正如一位詩人所言：希望不是未來的東西，它是看見此刻的方式。所有的修行，本質(zhì)都是時間與經(jīng)歷。
與李先生的相識、相交就是一種快樂、歡喜的經(jīng)歷，他不會讓你緊張急迫，從來不擺譜，真正是亦師亦友。法國作家加繆曾說：“不要走在我后面，因為我可能不會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為我可能不會跟隨。請走在我的身邊，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一個讓人能夠成為朋友的人。當初我剛到北京，年屆四十，原有的房子、車子一切歸零，工作節(jié)奏被打亂，生活從頭開始。工作的壓力，兩地分居的不適，妻子的工作調(diào)動，孩子當年正好考大學(xué)，導(dǎo)致我生物鐘紊亂，夜夜難以入眠，有一段時間身體和情緒很差。與李先生交流時，他開導(dǎo)說：我都快七十的人了，也是兩地分居，在北京房無一間，地無一垅。遇事不要急，生活須慢慢調(diào)理，掌控好自己的節(jié)奏，張弛有度，收放自如。真正的智慧，絕不是不顧一切的拼命努力，而是該沖時沖，該停時停。不要著急出人頭地，不要企圖一鳴驚人。不要為外在的名利所牽引，明白播種與收獲永遠不會在一個季節(jié)里。更不要太在意別人的看法，因為這是煩惱所在，也是諸病之源。李先生強調(diào)，能讓內(nèi)心保持寧靜的人，才是最有力量的人。他引用曾國藩的話說：“人心能靜，雖萬變紛紜亦澄然無事。”從容與淡定應(yīng)是我們修行的日常功課，在修持中慢慢去體會“應(yīng)無所住”的深意。
李先生認為人關(guān)鍵是在生活中為自己定好位，要承認并面對自己的不完美與有局限，人無法做到全能，因為不是神。萬物皆有裂痕，那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他形容自己一生就是一個跑腿辦事的。“跑腿辦事是我的定位。只有跑腿辦事，才能了解基層的細節(jié)，而真相就在細節(jié)中。了解了真相，就會越來越感受到佛法的智慧。現(xiàn)在我對事物的評判看法是：不論是非，但看因緣。所有的事物發(fā)生，都有其時空的背景，人文的因緣。明白因緣，也就沒有想不開的了。”他的一生從不以高名為念，從不在意虛名，覺得還是實實在在做事情為好。王陽明說：“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貪名逐利、攀比爭斗是人的痛苦之源。做好自己就好，像一朵花，無論是否有人欣賞，依然綻放。顏之推言：“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盜名。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這是我要向李先生好好學(xué)習的地方。
一個人長久的孤獨會讓你極度渴望被理解、被安慰，是李先生的不斷開導(dǎo)讓我度過一段不適應(yīng)的生活。我覺得李先生是一個自帶光芒的人，本身就是一個發(fā)光體，讓我時時沐浴在光輝中，成為一個反光體，活得漸漸有了光。李先生講話富有感染力，在不經(jīng)意間透出幽默，令周遭洋溢著歡喜之光，營造出一個祥和的氣場，給人歡喜，給人希望。他經(jīng)常開玩笑說：現(xiàn)代人精神緊張，不茍言笑，天天讀得是“一本正經(jīng)”；費盡心機，苦心經(jīng)營，最終建了一個最大的廟，是“莫名其妙”，人為何而來？又將何往？人們行色匆匆，心事重重，無人細想。
李先生心態(tài)年輕，思維活躍，大多數(shù)人認為他是一個天生的樂天派，可我不止一次見到過李先生流淚。樸老曾寫有詩：“畢生處堪忍，有淚不輕彈”。每每見此，我都感受著修行“唯艱難困苦備嘗之矣，方可成就”的不易與艱辛。
李先生多次和我說，你寫一本山西佛教的書吧，我來給你出。這樣的期待我至今無法完成，此次年終赴山西考察，其實就是一種還愿的心情，希望能盡早寫出一本告慰先生的著作。權(quán)且以此次考察所得化為心香一瓣，敬獻于先生靈前。
李先生走了，他留下了著述《菩提一葉》。愿我們好好閱讀與體會，不要把時間浪費在不值得的事上。讓今天比昨天更慈悲、更寬容、更智慧、更自在，就是對先生最好的緬懷與紀念。
——溫金玉己亥冬月沐手焚香寫于山西寺院考察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