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1月22日 15:31:45
來源：鳳凰網華人佛教

編者按：“人生最大的悲哀，莫過于生離死別，痛失親友。嗚呼哀哉！從今往后，我與李先生天人永隔，再也無緣聯系，再也無緣敞懷彼此的心境了。作為晚輩，我從此失去了一位在人生道路上可以指點迷津的良師益友；作為同道，我為人間再也沒有這位機智幽默、儒雅風度、豁達開朗，而且在佛教文化事業上孜孜以求、兢兢業業、躬耕力行的智者深感痛心！”由于正值春運高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東方哲學研究室研究員、東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成建華教授沒能如愿訂到趕赴上海的票，送李先生最后一程。他寫下此文，聊表對先生的深深敬意和哀悼之情，愿九泉之下的李家振先生能夠返璞歸真，乘愿再來！

李家振先生追悼會現場（圖片來源：鳳凰網佛教）

成建華教授（圖片來源：鳳凰網佛教 攝影：萬象）

19日上午，我正在所里開會，突然接到鳳凰網薛彤的微信告知：“著名佛教文化學者李家振先生，于2020年1月18日19:05在上海舍報西去……”我被這突如其來的噩耗懵住了，眼前的一切仿佛瞬間靜止了，腦子里一片空白。這太突然了，太突然了，簡直讓人不能接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幾分鐘后，崔明晨總編輯亦發來了同樣的噩耗信息。我不禁滿眼淚花，悲痛萬分。心中有訴不盡的思念和道不完的追憶，頃刻間在我的腦海里一幕幕的浮現。

大概是冥冥之中的心靈感應吧！也就是在18日那天的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了李先生。因為有好幾個月沒有他的消息了，所以心里在想，他不會是去美國看他女兒了吧？還是有其它什么事情而忙碌著呢？想著，想著，我漫不經心地拿起了手機，剛想撥電話過去問問情況，可又莫名其妙地放下了。要不是再過幾天就要過年了，要不是想等到春節那天我們如同往常一樣打電話相互拜年的話，說不定我還真能和他通上那最后一次電話了呢。遺憾，非常的遺憾！尤其使我萬萬不能接受的是，19日上午傳來的卻是他逝世的噩耗，猶如五雷轟頂，令我十分悲痛和懊悔！人生最大的悲哀，莫過于生離死別，痛失親友。嗚呼哀哉！從今往后，我與李先生天人永隔，再也無緣聯系，再也無緣敞懷彼此的心境了。作為晚輩，我從此失去了一位在人生道路上可以指點迷津的良師益友；作為同道，我為人間再也沒有這位機智幽默、儒雅風度、豁達開朗，而且在佛教文化事業上孜孜以求、兢兢業業、躬耕力行的智者深感痛心！

我與李家振先生相識于1992年，當時他在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工作，負責一般性的日常事務，并與吳立民所長搭檔開展所內外活動。整整過去二十八年了，憶往昔，心潮澎湃，仿佛就發生在昨天。1992年，是我們時隔五年多的第一次回國，回來的一個主要目的是：一方面要向趙樸初會長匯報我們留學的學業進展情況，另一方面是帶著斯里蘭卡克拉尼亞大學的聘請任務，要我們在國內聘請兩位專家一同來指導我們的學位論文。

記得是1986年11月8日，一大早，天還沒亮，我們就搭車啟程前往首都機場，準備搭乘中國民航出國留學。當時的北京街頭沒有像現在這樣的繁華和車水馬龍，也沒有一條高速公路，基礎設施相當落后，去機場也只有一條顛簸婉轉的雙向兩車道公路，首都機場就一座容量不大、孤零零的航站樓，也就是現在那座不大起眼的經過改造后的第一航站樓。我們是乘上午8點多的中國民航飛香港，由于原定于中午轉機飛曼谷的航班延誤，使得我們在香港啟德機場苦苦等候了近8個小時，直至晚上9點多才登上了飛往斯里蘭卡經停曼谷的航班。我們這次留學，趙樸老給予了很高的希望，為了讓我們能集中精力在國外留學深造，他親自寫信給我國時任駐斯里蘭卡大使周善延先生，特別請求使館給予我們必要的在學習及生活方面的關照。在斯留學期間，趙樸老還時常給我們寫信，詢問和關心我們的學習及生活情況，勉勵我們克服語言障礙和生活困難，好好學習，為祖國爭光。

經過5年多的勤奮學習和刻苦攻讀，我們終于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斯里蘭卡克拉尼亞大學的文憑及文學碩士學位，并于1992年的2月，載著階段性學成的殊榮，踏上了回國的旅程。途中，我們在香港停留了近一周，隨后才回到闊別已久的首都北京。記得當時北京剛剛下過一場大雪，就在我們回國的第二天，趙樸老就冒著嚴寒，讓司機帶他到西山佛牙塔接見我們，聽取我們的匯報，以及下一階段的學習計劃和研修目標。說實話，由于多年在熱帶生活，剛到北京，對于初來乍到的我們來說，遇上了冰天雪地的嚴寒季節，著實有點兒讓人受不了。天氣寒冷，我們都簇擁著趙樸老，圍坐在取暖火爐旁。那天趙樸老興致很高，見到我們格外的高興，不時向我們噓寒問暖，還特別把坐在一旁的李家振先生介紹給我們，向他詢問我們回國后諸如飲食起居的落實情況，并再三叮囑他一定要負責好我們回國期間的生活與學習等一切事務，可以說是體貼入微，無微不至。趙樸老對我們的匯報非常滿意，對我們所取得的成績亦十分欣慰。所以在得知我們需要找兩位專家擔任導師時，欣然提筆給北京大學季羨林先生和中國人民大學方立天先生分別寫信，誠請擔任我們哲學碩士論文的指導老師。正因為在趙樸老的親切關懷和直接指導下，李家振先生領著我們到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拜見了季羨林先生和方立天先生。此后不久，在李先生的精心安排下，趙樸老還特別邀請了二位先生到位于北長街27號的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駐地面敘，并專門設午宴款待了他們。席間，趙樸老又親自把我們托付給二位先生，這樣，我們從此就成了二位先生的弟子。此后，斯里蘭卡克拉尼亞大學還為他們發了聘書，并以官方的名義正式聘請他們為我們哲學碩士期間的指導老師。

正是基于這樣的因緣，我與李家振先生接觸越來越多了。隨著時間的前移，我們的友誼也愈加深厚。特別是在我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的問題上，他專門向趙樸老匯報并予力薦，在征得趙樸老的同意與支持后，李先生拿著趙樸老的手諭與有關部門溝通協調，及時為我辦妥了相關的調離手續。1997年5月我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后，我與李先生的交往更加頻繁，關系也愈為密切。我也時常利用閑暇到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去拜訪他，或者是到王府井紅霞公寓他姐夫陳敏章部長家里去看望他。李先生在北京沒有自己的住房，所以一直是寄居在他姐姐姐夫家。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87年，當時聘請了一批社會名流為特約研究員，如梁漱溟、啟功、常任俠、常書鴻、吳曉鈴、陳明遠、巫白慧、潘絜茲、虞愚、金維諾、蘇淵雷、蘇晉仁、王森、王堯等著名學者。中國佛教研究所成立以來，在趙樸老的親切關懷下，在歷任所長的指導下，各項工作有條不紊。特別是在吳立民、李家振二位先生并肩協作期間，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工作更是開展得有聲有色，紅紅火火。編輯出版了一系列佛教文化叢書，發行《佛教文化》雙月刊，并明確定位為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的綜合性研究刊物。接著，又將《中國佛學》年刊作為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學報發行，以進一步加強和深化佛教文化研究的學術性和對策性。另外，還舉辦了一系列定期或不定期的各種類型的講座，開辦梵文、巴利文學習普及班，聘請高僧大德和專家學者在所內有計劃地開展佛學和佛教文化講座。除此之外，還成立了譯經室，專事南傳大藏經譯漢，藏傳大藏經與漢文大藏經對譯，以及世界佛學名著等的籌劃與譯介工作。諸如此類，林林總總，不勝枚舉。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吳立民所長和李家振先生的指導與大力推動下，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成績斐然，成果豐碩，因此贏得了趙樸老及教內外專家學者的高度評價。由于李先生在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出色工作，以及他與各類社會名流所建立的人脈關系，所以在我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后，曾多次帶著我所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徐遠和先生，以及副主任和秘書長一起到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參訪，與李先生進行小范圍的座談，商討有關開展佛教文化交流與合作事宜。

2000年5月趙樸老逝世后，由于工作上的關系，不久，李先生就離開了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傾其畢生精力，一心投入于佛教數據庫的繁重工作之中。經過二十多年的苦心經營，終于建成了佛教文化門類齊全、資料豐富而全面的佛教數據庫。李先生生前多次跟我談及佛教數據庫的建設事宜，也許是深知自己的年事已高，所以經常打電話給我念叨此事，希望我和學愚能夠幫他找一家最為合適的機構來接替，將數據庫不斷做大做強，更好地推廣出去，面向世界。李先生生前曾多此約請我和學愚一起到他的佛教數據庫去參觀，每次見到他，他總是侃侃而談，聲音洪亮，中氣十足，無不體現出他對佛教文化事業的無限熱愛和孜孜追求。李先生雖然年過八旬，但他還是相當活躍，而且樂此不疲，精力充沛。他的敬業精神無不令人敬佩，他的崇高風范無不加深我們對他的敬重之情！

李先生一生坎坷，命運多舛，磨難重重。心態決定一切，苦難是一種難得的磨練。正因為這種多磨難的人生經歷，成就了他樂觀向上的好心態；正是在磨難與坎坷中，使他修煉成了能夠透視世間萬象的一雙慧眼。李先生看待人和事物有其獨到眼光和視角，并能保持一顆平常心和健康樂觀的心態。李先生多才多藝，說話睿智幽默。他不僅通曉音樂音律，吹打彈唱可以說是門門精通，而且還有模仿各種方言的天賦技能，惟妙惟肖。他那詼諧幽默，妙趣橫生的語言，常常會引得大家開懷大笑。最為難能可貴的是，他在佛教文化傳播及佛教數據庫建設與推廣方面，不但造詣很高，而且還是一位卓越的領導者、組織者和推動者。

李先生走了，走得是那么的淡定、從容……

昨天鳳凰網李保華告訴我，李先生的告別儀式將于22日上午9:55—10:55在上海龍華殯儀館歸真廳舉行。遺憾的是，由于正值春運高峰，我在網上努力了好幾次，結果還是沒能如愿訂到趕赴上海的票，以送李先生最后一程。所以，謹寫此文，聊表對先生的深深敬意和哀悼之情，愿九泉之下的他能夠返璞歸真，乘愿再來！

成建華

2020年1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