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國際恐怖和極端勢力威脅不減，并且表現出一些新變化和新形態，仍是國際安全面臨的嚴峻挑戰之一。國際社會亟須凝聚共識，形成合力，給國際反恐注入新動能。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其暴政雖然土崩瓦解，但極端意識形態和暴恐模式已成氣候，傳染力強，其分支在全球多地開花，受蠱惑和影響的極端分子遍布各國，國際恐怖主義呈現出新的威脅變化特征。

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國際暴恐殘余尚未肅清，恐怖勢力出現從地上轉向地下活動、城鎮轉向鄉村藏匿的發展趨勢。據統計，目前在敘利亞活躍的國際恐怖分子仍有約2萬名，雖較極端組織鼎盛時期的4萬多人有所下降，但整體上仍對國際和地區安全構成嚴重威脅，而且其中不乏數量巨大的外國恐怖分子。在敘利亞和伊拉克邊境地區，特別是幼發拉底河中游河谷鄉村和部落地區，極端勢力開始重建指揮和作戰體系，調整暴恐策略伺機重組復興，并通過不對稱襲擊擴大影響和招募人員，仍然是世界上人數最大、威脅最大的恐怖組織。

外籍“圣戰”分子外溢加劇，如何防范處置成為國際反恐緊迫難題。隨著“伊斯蘭國”潰敗和10月土耳其對敘利亞發動“和平之泉”軍事行動，上萬名外國“圣戰”分子從監獄和難民營外逃，直接沖擊鄰近國家和歐洲國家安全，防回流防滲透已成為相關各國面臨的世界性難題。美國11月中旬在華盛頓召開反恐聯盟部長級會議商討對策，國務卿蓬佩奧要求歐洲國家和其他成員國接受并起訴回流的“圣戰”分子，企圖轉嫁威脅引禍他國。不過，英法德等歐洲國家堅持“不接受”立場，甚至要取消這些人員的國籍。歐洲國家普遍面臨接收成本高、教育轉化難和安全風險大的共同難題，擔憂回流分子給本國埋下定時炸彈，都想一推了之堵截于國門之外，很難在此問題上找到共同立場。

次區域亂源共振，也給國際暴恐勢力提供生存和發展空間。尼日利亞“博科圣地”效忠極端組織，招兵買馬，殺人越貨，暴力屠城，威脅波及馬里、尼日爾等西非各國，甚至還襲擊聯合國維和力量。“索馬里青年黨”與極端組織和“基地”組織都有關聯，大搞爆炸襲擊和綁架人質，沖擊鄰國肯尼亞和烏干達，成為東非嚴重恐患。“基地”組織北非分支和“伊斯蘭國”分支在利比亞和突尼斯等國擴張，非洲薩赫勒地帶已成為恐怖分子跨境流動的重要通道，嚴重威脅地區穩定和外國在當地的人員及機構安全。

阿富汗問題久拖不決，吸引國際恐怖分子棲身投靠，有重新淪為國際暴恐策源地的危險。阿富汗戰亂已延宕近半個世紀，隨著美國推動從阿撤軍和與塔利班和談，阿富汗再次面臨重要歷史轉折關口，政治和安全前景的不確定性增大，各股勢力競相在阿滲透。目前，阿富汗仍有20多個聯合國列名的國際和地區恐怖組織在此活動，并且成為恐怖分子從中東向外轉移的重要目的地，“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在阿富汗持續壯大，并且試圖通過阿富汗與塔吉克斯坦的邊界向中亞滲透，已嚴重威脅近鄰國家的安全。

新一輪國際暴恐活動的跨國性、隨機性和破壞力顯著增強，沒有一國可以獨善其身。今年4月在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的暴恐慘案就是例證。國際暴恐勢力積聚，仇恨社會和敵視全球化的極端思潮蔓延，美歐本土防線并非鐵板一塊，若不形成合力與國際社會一道同仇敵愾，共同采取有針對性的防范舉措，國際暴恐威脅還將進一步擴大。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新興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暴恐分子網上與網下勾結、境內與境外通聯，暴恐技術擴散和極端思想網絡傳播結合，威脅程度和廣度更大，甚至可能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結合，亟須國際社會凝聚反恐共識和形成反恐共舉。

然而，一些國家從應對所謂大國威脅和地緣戰略考慮，罔顧國際暴恐肆虐和仍構成國際安全重大威脅的嚴峻現實，堅持反恐收縮，逐漸由國際反恐的主導力量變為消極阻力，在反恐問題上一意孤行，甩包袱棄盟友，使國際反恐陷入暴恐四溢而應對乏力的危局，近20年國際反恐成果可能毀于一旦。

中東地緣博弈嚴重阻礙地區反恐靖亂，地區反恐呈現群龍無首的局面。相關大國在反恐問題上缺乏宜將剩勇追窮寇的定力和擔當，各打小算盤導致很難達到除惡務盡的必要和理想局面。如果缺乏誅暴、救亂和治亂的連貫思路，打擊“伊斯蘭國”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可能因各國相互拆臺而前功盡棄。總體看，各方地緣政治考慮大于反恐實際需求，很難在應對國際反恐新變局上找到最大公約數。

實際上，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暴力極端威脅，恐怖主義和極端行為已開始向社會政治領域蔓延，這對國際反恐斗爭提出了新課題，那就是必須防止國際暴恐與其他領域威脅相結合的危險態勢。例如，西方政治極化導致的西方社會民粹主義和極右勢力抬頭，已經嚴重威脅社會政治穩定，并且可能西方極右勢力與穆斯林的宗教沖突，新西蘭發生的白人槍手血洗清真寺的暴恐慘案即為一例。法國、中東和拉美多國出現街頭示威抗議激進化和暴力化傾向，也開始日益帶上恐怖主義活動特征，并且相互傳染，導致多國社會失序、民生受損和政局動蕩，成為國際社會面臨的新安全挑戰。例如，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示威者就派發其他地區暴徒制定的指引傳單，通過加密的手機即時消息工具收發信息，縱火焚燒公共設施并向警察投擲石塊，場面混亂又暴力，具有明顯的恐怖主義活動趨向。全球化時代，各國安全的交融性、關聯性、互動性不斷增強，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網絡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威脅與社會安全共振，可能放大國際暴恐威脅，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獨立應對或獨善其身，需要國際社會協調應對。

從恐怖主義的歷史演進和發展狀況來看，恐怖主義產生主要與霸權主義、宗教極端思想和各種社會問題有關，而且比一般非傳統安全威脅要大。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是人類公敵，國際社會理應達成共識共同應對。中國把應對恐怖主義列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重要任務，提出要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威脅，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2019年，中國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推進國際反恐的正確主張，主張摒棄雙重標準，增進文明交融，并主辦了亞洲文明對話會議。今后，中國將堅持以聯合國為主導，堅持綜合施策和標本兼治，加強源頭治理，統籌發展與安全，團結相關國家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與時俱進地應對國際恐怖新威脅，為國際反恐貢獻中國智慧。

(作者：傅小強，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軍控與安全研究所所長)